就李商隱詩的風格而言，在繼承學習前輩豐富的創作經驗的基礎上，他又走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他的獨創性在晚唐是耀人眼目的，他的獨特的淒豔渾融、朦朧含蓄的風格在晚唐詩壇應該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非常推崇杜甫，王安石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唯義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寬夫詩話》引。可見他全麵學習杜甫的創作精神與技巧，“穠麗之中，時帶沉鬱”（施補華《峴傭說詩》）。他“內心深處有一股鬱結很深的沉潛之氣，發而為詩，情思的沉鬱與杜甫十分相似，二人生活內容的沉積相當充實，詩篇完全一體，為此，都達到了‘渾’的境地。”袁行霈：《中國文學史二》，第439頁。不同的是，杜甫詩歌內容寬廣大到社稷蒼生，小到市井瓦肆，社會的、自然的對象都融注在詩境中，外部世界無所不包，為此反映現實世界相當全麵。而李商隱對浩浩茫茫、無邊無際、撲朔迷離的內心世界進行了全麵而深廣的反映，詩境同樣達到了“渾融”的境界。他的詩細膩的無與倫比，規範綿密幽美，最終擺脫了杜甫詩與客觀世界渾成的詩的意境，轉向無形無質的心理意緒的渾融上的極致，開創了渾融天成的淒豔之風，含蓄蘊藉、幽約細美、朦朧隱約的新境，這是李商隱對中國詩歌史的最突出的貢獻。
綜上所述，李商隱的詩歌創作掀開了唐詩新篇章，把唐詩又推到了新的高峰。首先，他對心靈世界的深入挖掘和開拓表現是前無古人的。盡管前人也有對心靈世界的表現，但是誰也沒有像他那樣，著意於對心靈世界層次的豐富多彩、轉瞬即逝的奧妙變化，在清晰或隱晦的欲言還休方麵，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細膩而傳神的描繪，為了更為準確的表現心靈世界，李商隱在語言上的錘煉，象征、比興、暗示、用典等方麵都有獨創性的探索。其次，意象間的跳躍句而非邏輯的組合，創造了朦朧的情思和朦朧的境界，使詩境虛化飄渺，這樣，詩的容量加大了，並給讀者留下了豐富的想象空間，這些創新是空前的、史無前例的。第三，詠史詩突破了“史”的局限，使其更典型性、抒情性，真正具有了詩的情致，他的人生體驗和精神意緒表現得恰如其分，在處理物與我、形與神、情與理的關係上都有超乎常人的新境界。所以，李商隱是繼李白、杜甫、韓愈之後，為中國詩壇開疆辟土的大家。他的創作的新格局領起了晚唐一代。無論語言還是情意上，他對詞的開創起了導引作用，對婉約一宗影響深遠。
晚唐散文的“光輝和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