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仙窟》是唐傳奇中字數最多，在初盛唐時期藝術成就較高的一篇。作者張鷟，字文成，有“儻蕩無檢”、為文“浮豔少理致”《新唐書》本傳。之名。該篇小說以第一人稱自述奉使河源途中，投宿神仙窟，與女主人十娘、五嫂歡宴取樂的故事。所謂神仙窟不過是妓院的代稱罷了。全文由駢文寫成，並穿插大量的主客問答的五言詩，詩文交錯，韻散相間，華麗美豔之詞中時有俚語俗氣，而後出現的《下女夫詞》與其極為相似，可見出是繼《梁四公記》後在小說領域中又一新的嚐試，該小說已初具成熟期傳奇的體製了。此小說在當時非常流行，作者生前已流傳日本，後來國內失傳，直到近代才有人從日本抄回，它對唐傳奇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並完全脫離了誌怪而轉向對現實生活、人情世態的關注，在藝術上，有了細膩的心理刻畫，人物性格也比他篇鮮明的多，遠遠超過誌怪，這是一大進步。對唐傳奇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在文體上標誌著唐傳奇的初步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初盛唐已有了小說集出現，如牛肅《紀聞》、張薦《靈怪集》，戴孚《廣異記》，這些集子中的篇目記敘牛鬼蛇神居多，誌怪氣息濃重，隻是有的作品敘述詳細豐贍，內容延伸廣泛，情節已是誌怪小說的幾十倍，語言講究，略有文采，已非誌怪體貌。如《紀聞》中的《裴伷先》、《吳保安》、《蘇無名》等篇，用曆史傳記的筆法敘述故事，描寫名人，敘述詳盡曲折，開辟了用傳奇模式敘寫人生故事的新境界，體現出在摸索中革新的精神。隻是這樣的範式過少，誌怪仍為主流，沒有形成氣候。
唐王朝是一個開放的時代，兼容並蓄的時代，社會的寬鬆環境，城市經濟的繁榮發展、複雜，於是就產生了形形色色的奇聞異事。人們的意識、觀念、自由平等的要求都成了唐傳奇涉獵的內容，生活豐富多彩了。統治者的昏庸，戰亂的頻仍，蕃鎮割據，人民的苦難等都充實了傳奇題材。唐傳奇不像詩文那樣有太多的清規戒律，作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自由而大膽的馳騁想象，可以容納詩文無法容納也不敢容納的內容。隨著生活水平的改變，一些單一而乏味的小說藝術已無法滿足人們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人們的豐富生活為唐傳奇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人們期待著新的文學樣式的出現，於是唐傳奇就應運而生了。唐傳奇吸納了誌怪小說的優良傳統，又做了進一步的發展，擴大了題材，敘事手段的多樣性，虛構想象並生，故事情節的擴展，篇幅加長對人物描寫的多樣性等都是其極大的拓展。這就為唐傳奇的大力發展提供了條件，鋪平了道路。
唐傳奇在中唐興盛發達除了社會經濟，對外交往等客觀的原因之外，還有其本質的內驅力的發展因素，唐王朝發展到中唐，社會的變革、動亂、人民的顛沛流離、生活的艱難、人口交往的密集等使生活更為豐富多彩，為小說提供了大量的題材。初、盛唐一百多年的演變，小說與其他文學樣式也在不斷的探索中發展，因為任何事物都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的客觀規律就說明了這一點。唐傳奇也正是按其文學規律發展的。魏晉南北朝的誌怪、誌人小說嚴格地來說，還不能稱其為完全意義上的小說，而隻是記述一些生活片斷，粗陳梗概，情節上並沒有過多的曲折，人物形象也隻是外部的表征描寫。初、盛唐時期的邊塞、遊俠、商賈、文人的漫遊、聚會都為文學積累了大量的素材，他們那種勃發的精神，積極入世的心態都豐富了人們的生活社會內容。唐傳奇經過幾百年的準備、孕育，發展到了中唐就水到渠成的出現在文壇上，各種文學在表現手法上為傳奇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因為詩文的蓬勃興盛，到了中唐更加完善，各種體式如雨後春筍，文學的內涵越來越豐富，詩歌的抒情寫意，散文的敘事狀物，辭賦的虛構鋪排等藝術技巧都為唐傳奇所借鑒，並且在傳奇篇章中廣泛運用，屢見不鮮。故事中有詩歌，詩歌在傳奇中穿插、滲透的非常明顯，傳奇語言皆有了詩意般的特點。一些作家、詩人與傳奇寫家身份，使詩歌與傳奇相融合滲透，他們用不同的體裁不同的表達方式描繪同一件事，如詩人元稹，白居易，白行簡，陳鴻，李紳等人即是如此。這樣無形中就提高了傳奇在文壇上的影響力。古文運動的開展，興盛，對傳奇在敘事手法上都有幫助，如古文大家韓愈的《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柳宗元的《河間傳》、《李赤傳》等，無論從構思上還是從技巧上已近於傳奇小說，又都具有古文遺脈，都推動了傳奇的興盛。
中唐時期，通俗化的審美趣味成為一種社會文化風尚，變文、俗講通俗文學的大盛，並逐漸被士人群體所接受，由雅入俗的浪潮日益壯大，特別是“元白”樂府詩體的推廣，更使通俗文學日熾。據元稹說，他與白居易曾一大早就去聽《一枝花》話，長達四個時辰，可見士大夫們對傳奇的欣賞、這實際上反映了士大夫的一種新的審美要求，也就是對一種新的文學樣式的期待。中唐傳奇就滿足了這種審美期待，因為它對敘事及情節的重視遠遠高於別的文學樣式，這就擴大了故事的容量，豐富了故事性和趣味性。在這種氛圍中唐傳奇興盛起來，是情理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