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生於1019年，字子固，北宋建昌軍（宋行政區劃名稱）南豐（今江西南豐縣）人。自幼聰明好學，十二歲時，試作《六論》，揮筆立就，文辭甚偉。二十歲左右，聲名已遠傳四方。歐陽修看到他的文章，很讚許和推崇。到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取進士後，在中央國
家史館編校書籍，曆任越州（今浙江紹興市）通製（州、府行政長官的助理）、齊（今山東濟南市）、襄（今湖北襄陽市）、洪（今江西南昌市）、福（今福建福州市）、明（今浙江寧波市）、亳（今安徽亳縣）等州知州（州的行政長官）。後升任中央國家史館修撰，官至中書舍人（負責審理公事、草擬詔令的官吏）。1083年卒，諡文定，學者稱“南豐先生”。
著作有《元豐類稿》、詩八卷，文四十二卷，凡五十卷，附《集外文》二卷，行狀、墓誌等一卷。另有清代彭期重編《曾文定公集》二十卷。近有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曾鞏集》收錄較為全麵，可資閱讀、研究。
曾鞏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學家，他和歐陽修等人一起，為當時的詩文革新運動作出了突出貢獻，生前即有盛名，身後受到推崇，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曾鞏胸懷大誌，一心想恢複、發揚光大儒家傳統。他秉承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想以孔孟之道來達到治國濟世、扶衰救絕的目的。
他的政治主張，是在他生活的時代實行“前聖之法”，實現“先王之治”。這在他的史論著作《唐論》中表現得異常突出。唐太宗的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昌盛時期，是繼漢之後的第二個輝煌朝代。唐太宗所采取的文治武功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積極影響，曆史已經下了結論，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在曾鞏眼中，還認為唐太宗“不能與先王並”。一說他“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二說他“禮樂之具，田疇之製，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甚至唐太宗“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曾也說“非先王之所尚”；“四夷萬裏……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曾也說這“非先王之所務”
。除有點兒強詞奪理之外，正見出曾鞏是一切以先王之主張為主張。政治的進取和拘泥於先王之道的保守，很不協調地交織在一起。這就是他的好友王安石在推行變法後，他和王安石政治上分道揚鑣的思想根源。
在接觸古代遺產的過程中，他很早就產生了要跟古代偉大作家“比並”的壯誌。他在《學舍記》中說：“十六七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又說：“追古今之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為此，除鑽研儒家經典外，“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托遠、山镵塚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南軒記》）都兼收並蓄地廣泛閱讀。另一方麵，他在二十歲前，遊曆了很多地方。“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濉）、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湞陽之瀧，至南海上。”（《學舍記》）這些經曆，使曾鞏對現實的國家境況、民眾苦樂以及風土民俗有更深入的了解，這給曾鞏“銳意”欲與古代作家“並立”打下了堅實的生活基礎。
古文運動是從唐中葉開始的。韓愈為複興儒學，建立了從堯、舜、禹、湯、文、武到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統”，並以“道統”繼承者自居，鼓吹先聖先王之“道”；又積極地“觝排異端，攘訴佛老”。韓愈古文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文道合一”。這些，到了宋代，經過歐陽修三十年來的努力，以及在他的影響下一大群知識分子的支持，古文運動終於繼續繼承下來，並取得了蓬勃的發展，竟達到“學者非韓不學”
（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的地步。
曾鞏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以他自己的創作活動，為古文運行推波助瀾，起了積極的作用。
曾鞏在古文“文道合一”，如何在具體文體中表現出來，是有所建樹的。他在歐陽修碑誌文創作實踐中提出“立言不朽”的影響下，提出碑誌“義近於史”（《寄歐陽舍人書》）並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談了史傳文的寫作。認為二者在寫作原理上是可以相通的。首先，他對作者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要求寫作古文的人要“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