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說：“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寄歐陽舍人書》）這就是說，古文家要對儒家之道博古通今，要德才兼備，文章要寫得好。文章要怎樣才能算寫得好？也就是文如何“貫道”？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雖說的是“良史”，其實也可看為古文作家。他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其任可得而稱也。”這就要求古文作家必須既是“聖人之徒”，又是能文之士。隻有這樣才能以文“貫道”，以文“宏道”。史傳文如此，碑傳文如此，傳記文也是如此。這樣，這“良史”當然可以認為是古文作家了。
他還充分認識到作品的社會效應。他說：“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善人喜於見傳，則勇而自立；惡人無以所紀，則以愧而懼”，“足為後法警勸之道”
（《寄歐陽舍人書》）。這雖講的碑銘一類，也實用於其他作品。
曾鞏這樣認識，這樣提出，他自己也就身體力行。他的文章，可以說篇篇不離先王先聖之道，字字句句都在按儒家標準去寫。這方麵有以哲學為基礎講治道的《列女傳目錄序》。它強調了周文王的“躬化”，即先“修身”，“齊家”，然後推而及遠，達到“治國、平天下”
的目的。有涉及文教、培養官吏的《宜黃縣縣學記》。有講禮製及其革新的《禮閣新儀目錄序》。有講射禮的《飲歸亭記》。有經世濟民的《救災議》《越州趙公救災記》《越州鑒湖圖序》。也有攘斥佛老（主要是佛）的文章，是從複興儒學和指斥浮圖危害國家民眾出發。還有一些其他內容的文章。
這些散文，注重實際，絕少空談，是“因事而發，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曾肇《曾鞏行狀》）這些務實性的作品，為研究北宋的曆史，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也是珍貴的文學遺產。
他的散文創作，素以“古雅”、“平正”見稱。作者的愛憎飽含於字裏行間，冷峻中透露著急切之情。他不重辭藻的浮華，樸實的字句中包含著褒貶之意。
他的散文講究章法嚴謹和布局的分明。無論敘事，或議論，都做到委曲周詳，節奏不急不緩，遣詞造句務求準確表達。思辯明晰，很具有代先聖立言的味道。這些構成了他獨特的風格。
他的散文長於敘事，文字簡練，善於在簡短的篇幅中容納豐富的內容，以精煉的文字敘述事情的本末。《禿禿記》是對知法犯法官吏的鞭撻，是對五歲小兒禿禿慘遭殺害的同情。七百餘字中，赦令的弊端，官吏的忠奸，眾生群象，無不畢現。正義與邪惡在作者的筆下都恰當地呈現在讀者的麵前。作者有含淚的敘說，有冷峻的斥責，有公正的頌揚和鞭撻。寫得有聲有色，曲折明晰，堪稱敘事佳作。
《越州趙公救災記》記述了趙抃救災的始末。一露早象
，就預先作了布置和安排。趙抃是作者心目中匡世濟民的良吏。他全局在胸，步步先作打算，然後在實施中隨時調整。
作者在冷靜客觀的敘述中，層次分明，不枝不蔓，異常有條理。
說理透徹，這是曾鞏散文的又一突出特點。他的議論文，立論明確，善於用充足的論據進行論證，並從不同側麵闡明事理，有極強的說服力。《上杜相公書》就是這樣的作品。
曾鞏散文又常寓說理於敘事之中，把說理敘事有機結合起來。這種手法，既能透徹說明事理，又可免於平鋪直敘，使行文波瀾起伏，饒有興味。《墨池記》《宜黃縣縣學記》都體現了這樣的寫作特點。曾鞏散文少用典故，多引證古代曆史事實作論據進行事理論證。這得力於他以五經為基而廣泛閱覽群籍。這也是古今有成就的文學家共同具有的特點。曾鞏以史家筆法來敘事、議論，這是他學習《春秋》寓褒貶、別善惡的結果。故行文客觀冷靜，愛憎分明。
曾鞏的文章在他在世時，就被讀書人傳抄並學習。明清兩代，他的作品是開筆學作文的範本。清代有名的桐城派學人則更是如此。今天學習他的散文，也還有借鑒價值。
但也應當指出，曾鞏關於寫作古文的有關主張及其創作活動，隻在費盡心機體現以文載道的作用。他忽略了文章生動描寫人物的作用。特別他對司馬遷《史記》的非難（《南齊書目錄序》），正是忽略藝術性的表現。這影響了後世一些古文家向藝術性方麵的發展，也是曾鞏散文做得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