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本文從中國曆史的高度，著重總結盛唐太宗（李世民）“太平盛世”的利弊得失，供
作君王的參考和有心實行古先王之道、想要做官的讀書人借鑒。行文具高屋建瓴之勢。應指出的是：作者向往的“太平盛世”，認為隻有用儒家“法先王之道”才能實現。所以特別指出唐太宗諸多方麵，跟先王相比不完備，或者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又因為作者拘泥於“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說，足見他政治上的向上和曆史觀、方法論的足限。
【原文】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1］，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
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2］。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誌也。有天 下之誌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3］。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
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4］，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
詘[5］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誌。以租庸任民[6］，以府衛任兵[7］，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製，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8］。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9］；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10］；才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11］。其廉恥日以篤，其田 野日以癖[12］。以其法修則安且治[13］，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鬥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14］，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誌，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製，庠序之教[15］，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裏，古所未及之政者[16］，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17］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18］，由文武之治
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誌，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19］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世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20］之於舜，伊尹[21］之於湯，太公
[22］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23］ 、孟軻之賢[24］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誌於其時也。是亦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誌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注釋】
[1］成康：西周的成王（姬誦）、康王（姬釗）。史書記載他們統治的時代是太平盛世，稱為“成康之治”。“成康之治”，從下文看，作者把它視為“文武之治”的延續。歿：死。[2］漢之為漢……垂四百年：西漢自高帝至平帝凡十二帝，東漢自光武帝至獻帝凡十二帝，共是二十四帝，統治時間共四百二十六年。[3］文帝：西漢的文帝（劉恒）。天下之材不足：指文帝時隻有賈誼一人稱得上是治世之材。放：通“仿”，仿效。三代：夏、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