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城九月》是我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去年國慶長假期間開始動筆，寫了七天，然後又去上班，下班到家吃過晚飯又動筆寫到晚上10點多，就這樣寫來寫去寫了48天，寫得特別輕鬆和得意。我寫小說就是為了自己高興，為了娛樂自己，為了自己的快樂。所以，寫得特別順利。不知不覺就完成了全書的寫作。今年春節前，我的女兒把書稿在電腦裏全打印出來了，我便利用春節的七天長假，把這部書修改校對了一遍。修改過程中，討厭的頸椎病又開始不斷地欺侮著我，哢嚓哢嚓的脖子聲攪得我頭昏耳鳴，我真得沒有想到，校對這部作品是如此地艱辛，但我必須保持文學的純淨和聖潔，保持對自己心靈和情感的責任。文學的果實需要汗水澆灌，同時更需要用真誠和良知擦去對她的汙染。還是由於那份快樂的心情，我忘記了病痛，又在興奮中將書稿校對了一遍。這時候，窗外的鞭炮聲不斷地響著，遠處不時傳來敲鑼打鼓的歡呼，抬頭看了下桌子上放的台曆，這才發現時間到了正月十三，鬧元宵的鞭炮聲和鑼鼓聲把我又一次帶到了我的夏縣老家，讓我又一次想到了年邁的父母大人。《天城九月》於去年11月完稿後，我曾和妻子兒女回了一趟夏縣看望生我養我的父母。當時，80歲的父親躺在床上和我微笑著，70多歲的母親見到我們一家人回來更是高興地不知幹什麼才好。
我的父母是孤兒。我的父親出生在山西省聞喜縣東杜村，十歲出頭便失去了父母，無依無靠無有兄弟姐妹隻有孤獨一人的父親隻好給地主家放豬，16歲當了兵，參加過許多戰役，還參加了解放太原的戰爭。前幾年，父親和母親到了太原我的新住房，父親對我說，打太原時我們的部隊就住在萬柏林，我說咱們現在住的地方就是萬柏林，說不定就是你們打太原時住的地方。太原解放後，父親到了張家口飛機場工作，那年冬天突然收到了母親托人拍去的電報，說是我的太姥爺去世，讓他速回家。就這樣，我的父親回到了夏縣，回到了母親身邊，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部隊，後來在夏縣的一個鄉鎮供銷社裏工作了幾十年。
父親為什麼離開部隊再也沒有回去？因為我的母親也是一個孤兒。據母親講，她原來有過一個妹妹，在六、七歲的時候死在了日本鬼子大掃蕩時逃難的路上。我的姥爺叫王友勝，小名叫王金管，十多歲就去了哈爾濱上大學，畢業後便上了中條山參加了抗日遊擊隊，擔任過八路軍兵站的站長，在1941年中條山事變中，他本來坐船過了黃河，突然想起還有文件放在窯洞中，等他回頭坐船又回到窯洞時，被日本鬼子用機槍掃死在窯洞中。解放後我的母親曾多次打問過我姥爺的下落，上世紀80年代有個叫車範軒的老黨員才告訴了我姥爺的情況，因車範軒老人也是命運多舛80年代初才徹底平反，這才敢給我母親講了我姥爺的犧牲前後。後來我也曾努力找過有關部門希望追認姥爺為烈士，最終卻沒有結果。再說姥姥，抗日戰爭時期，萬惡的日本鬼子大掃蕩，30多歲的姥姥也死在逃難的路上。從此，還不到10歲的母親就由我的太姥爺和太姥姥養育，可憐的太姥爺在我的母親不到20歲的時候便去世了，這才讓街坊鄰居幫忙叫回了正在張家口飛機場當兵的父親。父親說他是冒著大雪回到家的，到家以後麵對著無依無靠的母親和快70歲的太姥姥，父親隻能留在家中照顧她們，又養兒育女到了現在。
姥爺是無名烈士，父親是個半途回家，父親和母親是一對孤兒，我們兄妹幾個從小就沒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舅舅、姑姑等親人，我們每次在填寫有關表格時，社會關係一欄中總是個空白。這一切也讓我從小便體味到了人情的淡寡。我雖然出生在山西省夏縣的小縣城裏，苦難卻時常伴隨著我，記得小時候上學讀書，手腳常被凍得裂著血口，耳朵凍得直淌濃水，八、九歲撿煤渣，雙手常被尖利的煤渣劃破淌血，小學暑假期間，我曾竄街走巷賣過冰棍，多次遭受別人的冷眼。13歲考進夏縣中學，放學之餘就是割草下地。炎熱的暑假期間，深更半夜在生產隊一人多高的玉米地裏澆地灌水，夜半的寂靜和墳頭的紙幡，常常使我毛骨悚然。寒假期間，常常冒著凜冽的寒風挑擔送肥，手腳上的凍口含著鮮血。16歲參加工作當工人，扛麻袋，燒火爐，工餘時間就是看書寫作。那時候我的月工資是32元錢，每個月隻能用去7元錢的夥食費，平均每天的夥食費不到3毛錢。除了買書看，其餘的錢全交給母親養家用。我清楚的記得，廠長在全廠大會上經常點名批評我，說我不務正業，說我想利用寫作當跳板是癡心妄想。說我這樣的文化水平絕對寫不出什麼作品的。縣裏幾次組織業餘作者創作會議，廠長壓了我出席會議的通知，以至於會議召開時不見我的人影，縣裏又將電話打到廠裏希望我出席會議，廠長竟在電話上說我們廠沒有這個人。後來又來了個新廠長，我以為他會支持我搞創作，因為這個人曾在部隊當過營教導員，是個文化人。不想我去縣文化館幫了幾天忙，他將讓人扣了我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