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與自幼讀書一樣，經曆了一個漫長的變化過程，我一直在追求純粹的文學，追求一種混沌複雜多義之美，追求“五四”以來被忽略的審美與審智的傳統。寫作於我，有時就像海涅的詩所說：“銷魂的酷刑，極樂的苦痛，痛苦和快樂都是難以形容！”這種追求本身，就注定了我的寫作會與社會語境錯位。
但我的所謂獨特不是刻意的，不是做出來的，這就是我的本色寫作。我跟同代人在一些經曆上有很大的不同。我的童年是在分裂的環境下度過的：有來自學校和父親的寵愛和來自母親的排斥。出於好奇心我很早就讀了《紅樓夢》，從此不幸被文學綁架，改變了我的命運和人生。我變成了一個因內心有秘密而自閉敏感的孩子，當小夥伴們都在跳皮筋的時候，我卻沉迷於林黛玉的“孤標傲世攜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
我的小說《末日的陽光》裏麵有一個小女孩兒，在那個轟轟烈烈的年代，封閉在她的房子裏看那些被當時批判的禁書，然後直到有一天窗玻璃碎了，太陽變成了紅色的碎片，映照在她身上，她才感覺到這個屋子空了，爸爸媽媽好像不在了，那個小女孩兒，當然就是我。我當時在外麵高音喇叭的喧囂中，為自己營造了那樣一個小世界，讀了大批的俄蘇文學和法國文學（謝天謝地我家沒被抄），完全是不諧和音。我想大概沒幾個小孩兒在那個時代像我這樣吧？
我在青少年時期去了東北兵團，我去的那個地方，冬天的平均溫度是零下四十多度，最冷的一天是零下五十二度，大家難以想象，在這麼冷的天氣之下沒有煤燒，我們為了生存隻好到雪裏去刨豆秸燒。夏鋤時節，我永遠落在最後，這就意味著我吃不上飯，因為那個老牛車永遠是拉到人多的地方送飯，到現在我都不知道在那樣的勞動強度下天天餓肚子，我是怎麼活下來的，唯一的解釋就是青春的力量？所以我與同代人不同的，是不願去描述那種艱苦，而是把那個苦難的現實轉化到了一種幻覺世界，好像到了那個世界我才能夠存活下來。最讓人震驚的是即使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下，人依然有精神上的需要。我們全排三十八個女孩兒，當時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聽我講故事，我把所有小時候看的書都講完了以後，無法拒絕她們的渴求，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才有了編故事的能力。
寫作對於大多數人是獲得，對於我來講卻是不斷地喪失。包括喪失金錢，喪失健康，甚至喪失生活。當我從沉迷的文字世界中走出來的時候，麵對現實終於明白，自己的餘生將在“青燈照壁，冷雨敲窗”的寒冷中度過。
我不願說“用生命寫作”這類疑似誇張的詞，但實際上，我的確是把自己整個的性命放進了文字之中磨礪至傷。我也曾經懷疑曾經焦慮曾經羨慕那些付出很少卻收獲巨大的人，但是後來終於明白，選擇什麼樣的寫作，是我的血液決定的，一切都無法改變，直到蠟炬成灰，我也別無選擇。
想起偉大的巴赫那首舉世聞名的主題樂曲《音樂的奉獻》。巴赫利用“無限升高的卡農”——即重複演奏同一主題，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變調，使得結尾最後能平滑地過渡到開頭。這裏充滿了音符與文字的遊戲，這裏有各種形式的卡農，有非常複雜的賦格，有美麗而深沉的悲哀，也有滲透各個層次的狂喜。它是賦格的賦格，是層次的自相纏繞，是充滿智慧的隱喻。人類社會正如這樣一首賦格曲，它不斷地變調卻又回複到原點，構成一個個螺旋式上升的怪圈。
文學的發展又何嚐不是這樣呢？在高度的商業化之後將需要新的返璞歸真。任何社會都不會沒有孩子，任何孩子都不會沒有美麗的夢——而文學的夢應當是所有的夢中最美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