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
《天鵝》說是寫了七年，其實斷斷續續都不止。
之所以寫了這麼久，簡單地說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本來想寫一部“愛之書”，但寫了半截已不知何為真愛。
突然有一天，我重聽聖桑的《天鵝》，如同一個已經習慣於濁世之音的人猛然聽見神界的聲音——有一種獲救的感覺。這時，來自身體內部一個微弱的聲音突然響起：“寫作，不就是棲身於地獄卻夢想著天國的一個行當嗎？”難道不能在精神的煉獄中創造一個神界嗎？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場的需要，但它至少會符合人類精神的需要。
就這樣，經曆了四年的瓶頸幾乎被廢棄的稿子重新被賦予了活力。但是我沮喪地發現，除了極少的一部分文字外，大多數都需要重新來過——因為整部小說都涉及了音樂，還不是一般的涉及，是主脈絡都與高深的古典音樂有關——故事的層層遞進是伴隨著手機裏的幾個樂句如何變成小品變成獨奏曲變成賦格曲最後成為一部華彩歌劇來實現的。於是隻好報班聽課。
——在二○一一年的炎夏，我永遠穿著同一套灰色夏布袍子往返於課堂與家之間，與那些下了課還不斷問問題的人們相反，每次剛剛下課我便神秘消失。以至於培訓班結束時一個穿著時尚的女子告訴我，他們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小幽靈”。
我十分務實地想：我才不想去追究那麼高深的古典音樂呢，小說裏夠使足矣。然而，寫起來卻遠不如我想象的那麼簡單，為了怕露怯，我再度展開了自虐苦旅，沉迷其中，竟幾度被我的男女主人公虐得潸然淚下。
我曆來不願重複，可是有關愛，不就是那麼幾種結局嗎？難道就沒有一種辦法擺脫愛與死的老套嗎？恰在這時，一個香港的朋友給我介紹了幾種治療失眠的辦法，其中的一種便與西方的靈學有關。說是靈學，其實相當地唯物主義：物質不滅嘛。物質不滅，但是可以轉換形態，所謂生死，堪破之後，無非就是形態物種之轉換——所以我設計了一個情節——男主角的遺體始終沒有被找到。而在女主角按照男主角心願完成歌劇後，在暮色蒼茫之中來到他們相識的湖畔，看到他們相識之初見過的天鵝——男主人公曾經說過，“你知道嗎？天鵝是最忠誠的伴侶，如果一隻死了，另一隻也絕不獨活”。她看見那隻孤獨的天鵝，於是她明白了自己該怎麼辦——她絕非赴死，而是走向了西域巫師所喻示的“大歡喜”——所謂大歡喜，首先是大自在，他們不過是由於愛的記憶轉世再生而已，這比那些所謂愛與死的老套有趣多了也新奇多了。
其實最初的想法是來自一個真實的故事，“非典”時期曾經有一對戀人，男的疑似“非典”被隔離檢查，女的衝破重重羈絆去看他，結果染上了“非典”，男的反而出了院。男的照顧女的，最後女的還是走了，男的悲痛欲絕。這個錯位的真實故事讓我頗為感動。
我喜歡那種大災難之下的人性美。無論是冰海沉船還是泰坦尼克都曾令我淚奔。尤其當大限來時樂隊還在沉著地拉著小提琴，紳士們讓婦孺們先上船，戀人們把一葉方舟留給對方而自己葬身大海，那種高貴與美都讓我心潮起伏無法自已。
《天鵝》嚐試了一種“仿真”式的寫法。我棄絕了慣用的華麗句式盡量讓她素樸自然。恰恰二○○○年前後我有一次“走新疆”的經曆，於是把故事的發生地設置在有異域風情的邊疆。為了完成小說，我又前後兩次去新疆，成本巨大。本來我以為，這樣的寫作會比之前容易得多，但是進入敘事語境後才明白原來難度如此之大，我又把自己逼向了絕境。而這部小說最不一樣的，是關於生死與情感，是用一種現代性來詮釋一個帶有古典色彩的愛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