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婚後這19年，我以及我的家庭發生了很大的變遷。就我個人而言，由農民而為民辦教師，公辦教師，繼而調進教育局，後又進入行政機關，身份和地位有了不小的變化。這種變化在我看來是微不足道的。而我的鄉親和同事卻都稱道不已。當然，我發生變化不是孤立的，而是隨著社會和時局的發展而變化的。在這種變化中，我的諸多當民辦教師的窮朋友，先後轉正了，成為公辦教師。由掙工分的民辦教師，變為拿工資的公辦教師，這對一個家庭無疑是最大的幸事。經濟上的可靠來源是家庭起色的關鍵。遺憾的是，這種變化隨之給家庭帶來了另一種變化，這就是夫妻的離異。離異的本質原因，還是夫妻間地位狀況不同而引起的，倘若沒有前一種變化，也就沒有後一種變化。自然，這種變化並不罕見，非如此，便不會有那出名劇《鍘美案》了。我所熟識的朋友，接二連三與結發妻子分手，另覓新歡去了。或者，是先覓得新歡，再了結舊情。無論如何，離異者比比皆是，屢見不鮮。記得一友再婚時，村人送了一副對聯，聯曰：
一腳踢開眼中釘
雙手抱來如意花
此聯對仗的工整如何，姑且不論。意思的表達上卻是極為準確的，活畫出了拋妻離異者的內心世界。
在那種家庭急劇動蕩的時期，妻也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憂慮，惟恐有一日這種離異也會猝然而至。妻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久在茅廁不聞其臭，環境是可以改變和重鑄人的。況且，喜新厭舊是人的本能，是人類發展和進步的一種催化劑。人對物質，對既有世界的厭倦和不滿，產生對新物體和新世界的渴求與創造，世間才會變得日新月異，不落俗套。不過，將喜新厭舊放置婚姻範疇，那則是道德問題了。可是，要將人的本能禁錮於舊圍之中，又非易事。因之，妻有變遷和離異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站在我的角度，則不能使妻有這種念頭。我雖然無法把握變化的社會和時局，也無法把握我那些在婚姻上頗具創新意識的朋友，但是把握自己還是應該綽綽有餘的吧！
我承認，那時候，人的思想剛剛衝破禁錮，一旦趨向自由，對於愛情、婚姻、家庭便有了全新的認識。嚴格意義上講，我們這一代人的婚姻，尤其是農村子弟的婚姻，很少是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隻是一種生理、生活和家庭延續的需要，也是父母必須為子女履行的一種職責。本來應由情感左右的事物，卻被僵化的理念和程序代替了，豈能有穩固之理？那時候，我細細思考過愛情的道理。僅就字眼而言，愛情是情緒的一種，情緒是感覺的產物。感覺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情緒當然也就會不斷變更，那麼，做為情緒之一的愛情談何穩固？倘若從世事的實際而論，人是不斷進取的，莫道夫妻之間，即使同胞手足，同時求學就讀進取，也很難走同一條道路。隨著人知識的增加，眼界的遼遠，胸懷的開闊，追求的目標有了改變，接觸的範圍有了改變，認識的人也會不斷改變，其中當然也包括接觸和認識異性。誰能料定，在這種變遷中沒有更為談吐融洽，見解相同，追求一致的異性？這其中的感情難道不會向愛情轉化？轉化的結果必然會用新的激情去衝擊舊的穩固，犧牲者自然是在生活和工作上落於後麵的一方。這樣訴說似乎是在說明變異者的合理。其實，這種合理中必然包含著一種不合理。最大的不合理，是新的結合是為了新的生活。新生活還沒有解開纜繩，駛向新的航程。誰又敢料定，在新的航程，新的環境，人不會有新的變化，新的追求，新的知遇？那麼，這種所謂新的婚姻豈有不被冠以舊物而再被淘汰的道理？這樣下去，家庭何談穩固？或許，這個淺顯的道理，西方不曾悟出，多少先驅竟然以身相試，居然導致了社會性生活的相對混亂，創造了艾滋病的流行蔓延。現今，西方人呼籲回歸家庭，不知其中有沒有我所理解的這種道理？
我偏執的認為，家庭一旦形成，夫妻雙方就不僅是情感上的伴侶，而是同一架機器上不可或缺的部件。這架機器的功能，當然不僅是為自己工作，更多的則是為他人，包括你需要孝敬的父母，需要撫養的子女，此外也還有諸多需要承當的親鄰關係。所以，倘若追求個人的私欲和私利，那是可以灑脫一些的。倘若想到所要承載的肌體，履行的責任，從這個道義上出發，我敢說，任何人都沒有拋棄糟糠之妻的勇氣。
這或許，是妻和我生活至今的道理。
也或許，在終成眷屬的有情人眼裏，這是愛情的最大盲區。
不然，無情的病魔為何要粉碎我的家庭，使一架完整的機器，殘破難全？這是多麼大的磨難！人們常議論人生三大不幸，老年失子，中年喪偶，少年亡父。而今，中年喪偶的橫禍正在往我頭上傾軋，我怎能不驚不恐？怎麼會坦然若定，舉重若輕？那個危急的時刻，我深深感到自己渺小和無能，對於磨難的肆擾，竟然沒有一點兒扼製和抗拒的手段！所能想的辦法，我已經想過了；所能采取的措施，我已經采取了。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大夫和死神的較量。這真是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