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中的困惑
50年代之後的老字號，經曆了兩次的政治運動。一次是50年代中期的公私合營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另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一次對老字號來講是有得有失，得是指昔日老板對店員、徒工的剝削受到了批評和否定，失是老字號的神秘意味喪失殆盡。後一次則是“從天降下無情劍”，把整個神州大地徹底攪亂，國計民生遭到嚴重破壞。對比之下，老字號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倒顯得微乎其微、無足輕重了。
粉碎了“四人幫”，尤其是在1979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神州大地一片生機，撥亂反正的工作在各個領域同時展開。商業戰線中，一方麵拓寬眼界，看到了世界和未來，可人們也沒有忘記過去，忘記類如北京前門地區的諸多老字號。人們想：既然老字號是商業戰線的一部分，既然過去也曾經得到前人的喜愛，並且曾經為國爭光，同時又在“文革”中受到摧殘，那麼，今天就沒有理由不去振興！有句著名的話在影響、左右著人們的思維邏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既然讓“四人幫”仇視和打倒了的，我們難道不應該全力恢複、振興麼？
一場恢複、振興老字號的群眾運動，義正辭嚴、風起雲湧地興起了——
調集了資金，配備了幹部，經過一番籌劃，各種老字號就按照計劃重新上馬了。
有關領導組織老字號的職工進行學習，把昔日老板對徒工的剝削和老字號在民族商業中的地位、作用區分開來，強調今天振興老字號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
在這一基礎上，發動群眾討論如何群策群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振興老字號的各種對策和辦法。
找出昔日那一塊百年老匾，擦拭去上邊的泥土，抹去百年多來含悲忍辱的風塵，重新把它堂堂正正懸掛在光天化日之下，供人瞻仰、緬懷和思索。
如果原來的匾額已經不在，就重新製作一塊。這新“做”的，光鮮奪目自然遠遠超過昔日，但奇怪的是，內涵著的魅力反倒不如過去。
把資方（即老字號開創者）的後代找了回來，重新安排了工作。當然，隻是在業務上出點力。
把老職工也請了回來，真幹活兒是不行了，隻請他們“傳”、“幫”、“帶”，把自己的手藝傳授給後來人。
更注意教育新來的年輕人，安於這一項貌似平凡的工作。做一行，愛一行。給他們以成材的條件，鼓勵他們早點接班……
以上工作落實之後，就靜等著成功到來。不錯，我們以往開展工作或運動時，就是這樣部署的，每一次不是都得到勝利的麼？
這一次，最初的效果還是在預期之內的——開動了一切宣傳機器，引起了相當的社會反響。一些老年人聞訊而至，久久凝望著那塊百年老匾，因為它撥動了自己的心弦，引起了對舊事的回憶。中年人也來了，他們忙，什麼東西都不能留住思索，逛了一圈，就出去了。年輕人來的數量很少，態度也太隨便和太無所謂，他們的熱情不在這裏，情有獨鍾，卻在別處。
稍後，情況就變得太多。老年人來得越來越少，因為他們“老”得已經走不動路，同時因為他們在家裏的地位也迅速下降。中年人繼續忙著，而且思想陸續開放起來，對這些幼年間偶然掠見過的東西感情已徹底淡漠。年輕人越來越“洋派”，有些人步履涉及“洋務”，一談起來就是人家的標識如何如何；一觸及咱們的牌匾，就“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
就這樣幾年過去。總結一下，發現振興工作實在不盡人意，老字號一炮而紅的很少，大多數萎靡不振，少數幹脆重新關張。圈裏邊的人很奇怪：是資金不充裕麼？不是。是自己不努力麼？也不是。是老字號的產品“失傳”、“失真”了麼？同樣不是。既然都“不是”，那麼為什麼今天的顧客就不“認”了呢？
環顧左右，發現了一點奧秘：原來，是今人的審美觀念“見異思遷”了。別處不說，就看前門一帶，早已不是當年諸多老字號鱗次櫛比的情景。新的商業單位有了許多，外國獨資經營或者合資經營的商業單位，也同樣有許多。既然是改革開放，能不讓新東西雨後春筍般湧現麼？能不讓外國人來中國開買賣麼？但是，把咱們土生土長的老字號夾雜在當中，不但不倫不類，還顯得有些寒磣了。真是無奈。已經不能不承認：這世界已然“多元”，老字號身邊的世界，也再不能“單一”。世界“多元”，人們的審美觀念也就“多元”。早已不是昔日老字號能夠一統天下的時候了。
“青菜蘿卜，各有所愛。”承認這一點的，就是最大的聰明人。老字號比如說就是“青菜”，那麼你就抓緊愛吃“青菜”的人，能抓住就確保住地盤，也就是勝利了。可是誰能料想，“蘿卜”（如果以之代表新興商業和外來商業單位）更有市場，奔它來的人太多太多。結果沒過多久，原來吃“青菜”的，也改吃“蘿卜”了。你說氣人不氣？
環顧左右，今天的前門區早已不似昔日，一種“整體無秩序”的感覺，充裕在你的心中。昔日前門之所以能夠養育和推出眾多老字號，是因為當時具有一個適合字號發展的大環境和大秩序。今天的前門，還有那個大環境和大秩序麼？
沒有了，早沒有了。
第一，就是上文說到的斑駁雜亂，市政府對前門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劃，這種規劃沒有得到中央和北京市民的兩重認可。應該承認，昔日前門那種老字號間“你挨著我、我挨著你”的親密和整齊，是一種可驕傲的人文勝跡，但同時又是一種不能重複的曆史陳跡。今日想完全照搬，事實上難以做到。但是在具體策劃和具體行動之前（至少也應是行動之中），就應該向上請示，得到中央的批準和支持；同時也應該向下征求北京市民（乃至全民）的理解，要反複征求意見，要根據群眾建議不斷完善自己的措施。
第二，前門作為北京城市的地理中心這一點，雖然還沒有被改變。但是，它早已不是人們心目中的商業中心。已經初步改造了西單，和正在改造中的王府井，都從經營規模和現代化程度上，遠遠超越了前門。更重要、也更糟糕的，是今人心目中已經不再重視“中心”的存在和必要性，傳統文化關於中軸線重大的意義已經淡漠了。這可能是目前國民文化素質降低的表現之一，要想給予糾正，恐怕也需要做巨大的努力。
第三，前門交通不便，想朝著“現代化大商業（城）”方向上開發，並無前途。外國人坐小轎車來到前門，找不到停車場。中國人乘坐公共汽車從箭樓下車，路口擁擠，地下的人行走道很亂。行走在前門大街上，想橫穿馬路是不行的，因為馬路當中放置了鐵欄杆；可是從遊覽的賞心悅目講，移步換形，遊人想怎麼走就應該怎麼走，本不算過分的要求。
不解決以上問題，我們振興中的困惑也就無從解決。
讓我們再次捫心自問：老字號怎麼辦？作為昔日老字號溫床的前門怎麼辦？
側幹旁枝上的絢爛花朵
由於困惑，就需要站在國計民生的立腳點上重新審視自身，審視作為老字號群體究竟應該具有怎樣的性質和作用。
真是難以想象：在清末北京前門外的鮮魚口胡同，卻是北京的一條鞋帽專業大街！就在狹窄的胡同中，竟然擁擠著9家帽店和7家11戶鞋店！9家帽店是：五洲帽店（經營各種草帽，其中噴漆草帽最有名）、震寰帽店（經營各種細毛皮帽、棉帽，也有圓頂小帽和四季帽）、楊少泉帽店、田老泉帽店（以上兩家以經營黑猴兒氈帽、氈鞋為主）、天聚齋帽店（經營四季帽子）、馬聚源帽店（經營各種綢製小帽和少數民族的鞋帽，主要是自產自銷、可加工定做）、李佩芝帽店（自己不生產，隻經營各種皮帽、四季便帽）、瑞記帽店（自產自銷各種皮帽）、雲閣帽店（以裱糊扇子和經營四季帽子為主，同時代寫代畫扇麵）。7家11戶鞋店是：天成齋鞋店、大成鞋店、集升齋鞋店、長福齋鞋店、大豐鞋店、興隆齋鞋店、步雲齋鞋店以及天成齋的四個分店（天成分號、天華馨、天源、天厲齋）。在這些鞋帽店中，最有名的當然是馬聚源，創始人名字就叫馬聚源，直隸馬驕人，自幼進京學手藝，後來掙了些錢，就於1817年在鮮魚口開了這家帽店，隨即1842年，又在鮮魚口內開了天成齋鞋店。此後不久馬聚源病亡，兩個鋪子便由以往熟識的一位張姓官員收購，以後幾十年間，兩個買賣越做越大，以至在老百姓中出現了這樣一句俗話：“頭戴馬聚源，身穿瑞蚨祥，腳踩內聯升，腰纏四大恒。”您說，逛前門的人有了這種穿戴和這種心態，是否足以被稱為當年理想的“前門人”呢？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觀察，就可能對其中的“黑猴兒帽店競爭現象”產生興趣。據說在明朝後期，從山西來了一個做帽子的手藝人，名叫楊小泉。他在鮮魚口內開了個帽子鋪，雇了兩三個小夥計，買賣混得不錯。他沒有別的嗜好，隻是養了隻黑猴兒，他幹活時，黑猴兒就在旁邊呆著。日久天長，人們習慣把他的帽子鋪稱作“黑猴兒帽店”。不久，他病死了，他的後人為了保住鋪子的聲譽，就在鋪子外頭做了一個黑猴兒，用之招徠生意。清朝初年，商品經濟發展起來，人們對鞋帽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於是就在鮮魚口內，有人開了一個楊少泉帽店，規模比楊小泉的為大；時間沒過多久，第三家“田老泉帽店”也在鮮魚口裏開張，規模比楊少泉的更大。更有趣的是，後兩家門口也擺著木頭做的黑猴兒，個頭一個賽一個的大。三家這麼一競爭，沒多久，楊小泉先垮了，楊少泉也不景氣了，隻有田老泉後來居上，越來越發達。這件事說明了什麼？無非有二：其一，是因為社會需求的擴大，致使在鮮魚口的狹窄胡同中，得以形成超繁榮的畸形現象；其二，也說明當時競爭沒有法度，創立了黑猴兒的楊小泉，不懂得“商標法”，不懂得如何才能保護自己。於是，就隻好在沒做多大更動的封建大格局中，進行這種沒有法度的商業競爭了。這樣操作著的商業，自然也就是商業的初級階段。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為清末以來北京前門的商業花朵是絢爛的，但同時也不無散亂。比如，前門有名的涮羊肉鋪子，至少有南恒順（後來改稱一條龍）和正陽樓兩家，怎麼後來卻讓東安市場的東來順拔了頭籌？比如全聚德烤鴨最初是在前門發的跡，怎麼後來全北京到處都敢掛“全聚德”的招牌？混亂局麵一直延續到本世紀90年代初期，北京最有名的“烤鴨店”，怎麼還能存在著“鼎足三分”的局麵（另兩家分別在和平門和東安市場）？還有，清末民初前門著名的點心鋪子，大體是以正明齋、聚慶齋和祥聚公三家的對峙為標誌的。這種情況延續了許多年，三家各有各的優勢，都很努力發展著自己。但是，後來是什麼原因，使得三家陸續離開了前門，或者有的幹脆就倒閉了？這是指北京城裏的內部競爭，另如“剪刀界”的南北之爭（北京王麻子，杭州張小泉）為什麼遲遲不見高下？為什麼北京的王麻子剪刀總是難以“渡江”（越過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