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禦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姚鼐《古文辭類纂》將文章體裁分為13類，即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藏銘、頌讚、辭賦、哀祭。分類方法係統簡明，對文體理論是一個貢獻。總之，《古文辭類纂》是學習古文的最佳入門，也是桐城派的最好宣傳，自它問世以來，一直被桐城古文家奉為圭臬，吳汝綸甚至認為二千年高文略具於此，尊之為六經以後第一書。受姚鼐的啟發，晚清前後的文人多熱衷於推出自己的古文選本，以增加影響，如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王先謙、黎庶昌兩家之《續古文辭類纂》，蔣瑞藻之《新古文辭類纂》、吳曾祺之《涵芬樓古今文鈔》、王文濡之《續古文觀止》等，這些選本在編纂體例方麵大多受到姚書的啟迪。
這篇序文，對各類文體的淵源、特點、功用及其代表作品都做了詳細的評述，闡明了本書編寫的目的，以及選錄的標準，是一篇重要的文體論。
在對各類文體做了詳細的論述後，姚鼐在序中對各類文體提出了八點要求，即所謂的“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是構成文章審美價值的內在因素，也就是深層次的審美因素，是文之精也；格、律、聲、色是構成文章審美價值的外在因素，也就是淺層次的審美因素，是文之粗也。這兩個層次是融為一體的，“精”是寓於“粗”之中的，所以在學習古文的時候，要通過感受它的格、律、聲、色，深入領悟其神、理、氣、味，最終達到去“粗”取“精”的境界。姚鼐對這八個審美因素的論述是十分精辟的，是對文學理論的一大貢獻。
姚鼐還提出要以陽剛、陰柔區別文章風格，認為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都是文章需要的，不能偏執。姚鼐的論述較之曹丕、沈約、劉勰、嚴羽更為具體全麵。姚鼐論剛柔的文章主要有《複魯絮非書》《海愚詩鈔序》。
姚鼐著有《惜抱軒文集》《九經說》《老子章義》《莊子章義》《惜抱軒書錄》，編有《古文辭類纂》《五七言今體詩鈔》《唐人絕句詩鈔》等，散文成就尤高。姚鼐的文論，繼承和發展了方苞的“義法”說和劉大櫆的“神氣”說，有許多獨到見解，在體係性和理論性方麵，更加完整而周密。一方麵，姚鼐所處的乾嘉時期，漢學聲勢很盛，駢文光芒四射，這種時代風尚使他不得不變更前人相對狹隘的文章觀念，而在義理之外，兼取辭章和考證，追求三者統一，從而取得較方、劉二人更高的立足點，為其散文理論體係的建立打下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麵，姚鼐與方、劉相比，雖說“經術根底不及望溪，才思奇縱不及海峰，而超卓之識，精詣之力，則又過之，善深於文事者也”。管同《公祭姚姬傳先生文》稱其“上究孔、孟，旁參老、莊，兩氏之書，諸家之作，皆內咀含精蘊，而外覺浸其辭章”。說明姚鼐對前人的學術文化思想能兼容並包，取長濟偏，胸襟與眼界都超人一籌。同時，由於他對政治的態度較為灑脫，兼之壯年即隱，心無旁騖，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從事文章功業，因而在文學、文派、藝術審美等方麵的自覺性，遠比方、劉二人來得強烈。
總之，桐城派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散文流派，創始於方苞，變化於劉大櫆，成熟於姚鼐。
（三）姚門四傑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四十歲後遠離官場，講學育才，曆時四十年，門生遍天下，桃李芬芳，最為突出的是“姚門四傑”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他們並稱姚門四大高第弟子，其中梅曾亮最得姚鼐心傳，不僅古文創作及文論思想有很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在桐城派的傳播以及方苞、劉大櫆、姚鼐文學理論的發展等方麵作出了積極貢獻，在桐城派發展演變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使之成為繼姚鼐後影響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
1.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蘇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時移籍江蘇。
梅曾亮生長於一個文化氛圍濃厚的詩書之家，他的祖輩是當時著名數學家梅文鼎，父親梅衝飽讀詩書，並於嘉慶五年（1800年）中舉，母親侯芝親自改訂過彈詞《再生緣》，因此他從幼年時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環境熏陶。梅曾亮年少的時候喜歡駢文，與管同是好朋友，後來轉為研習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