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在鍾山書院主講的時候，二人都去聽講。梅曾亮在青年時期就拜桐城姚鼐為師學習古文，深得姚鼐文法的精髓，同時與桐城的文人劉開、方東樹、姚瑩等人往來密切，潛心學習，談詩論文，相互切磋，以求真諦，逐步使自己成為繼承和弘揚桐城派大師方苞、劉大櫆、姚鼐散文理論的核心人物，使這一時期的古文創作形成以梅曾亮為中心的局麵，當時很多人都推崇他，對他大加讚賞。梅曾亮成為繼姚鼐之後影響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在當時及後世均享有很高的評價。“京師治文者，皆從梅氏問法。當是時，管同已前逝，曾亮最為大師。”梅曾亮六十大壽時，朱琦作詩致賀，曰：“桐城倡東南，文字出淡靜。方姚惜已往，斯道墮塵境。先生年六十，靈光餘孤炯。絕學紹韓歐，薄俗厭鶉黽。古稱中隱士，卑官樂幽屏。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請。”吳南屏在《梅伯言先生誄辭》中說：“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桐城派後期古文大家吳汝綸說：“郎中（姚鼐）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為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文法。”王先謙說：“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為不足為。梅郎中、曾文正之論，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所以說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聲望“僅次於方苞、姚鼐”，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物。
桐城派的影響也因梅曾亮而擴大到全國，以致桐城派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古典文學長河中，成為持續時間最長、作家人數最多、流行區域最廣、影響熏染最深的文學流派。
在姚鼐的諸多弟子當中，梅曾亮能夠得其精髓，而成為繼姚氏之後影響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與他所處的家庭、社會環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觀有密切的關聯。梅曾亮認為人生在世，要做“高世奇偉之士”；即使不能立“非常之功”，也要使自己取得的成就“異乎其人”。他進士及第後僅授戶部郎中的官職，這個官一做就是十多年，在政治上難有作為，隻得“甘心於寂寞之道，而自居於文人之畸”了，但他又不甘心“敝於管庫繩墨之間”，以“功名之庸庸者自處”，因此將主要精力都傾注到姚師所授的文學創作之中。他學桐城派、繼承桐城派，更發展了桐城派的古文創作理論。梅曾亮進一步闡述發揮了劉大櫆提倡的“氣”說，繼承了劉大櫆“音節者，神氣之跡”和姚鼐“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入”的主張。
梅曾亮生活的時代，是封建製度逐漸解體的時期，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已經搖搖欲墜，國內、國際矛盾日益激化。他身處動蕩不安的政治形勢之中，與姚瑩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樣，仍然維護封建禮教和統治，心係國家安危，表現出對國事與現實極度關心的熱情。梅曾亮和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樣，尤其強調要以救時濟世為己任，多方探討國計民生之大事，謀劃治國之道，心係國家安危。鴉片戰爭爆發後，他更是表現出一腔愛國熱情，為抗擊侵略者、鼓舞官民士氣而奔走呐喊。在強調文章關乎世用的基礎上，主張“言有用”，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把“通時合變”作為立言的準則，“惟陳言之務去”，強調文章創作要“得其真”、文學創作要“生乎情”和“樂乎心”……這些都給桐城派散文理論注入了充滿個性風格的新鮮活力，是桐城派作家進步性的具體表現；這對方、劉、姚理論的發展，使古文創作有了取之不盡的生活源泉，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
梅曾亮主張讀書人要以救時濟世為己任，他在《上汪尚書書》中寫道：
曾亮自少好觀古人之文詞，及書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舍之辨，以為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製萬物，役使群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其待時而行者，蓋難幾矣，其不待時而可言者，雖不能逮而竊有斯誌。
他認為那些仕途暢達的人，在其位當應行其誌，要以佐君濟世為己任。那些才學高超，仕途阻塞，升遷無望的人，不要灰心喪氣，要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這樣才能真正有益於世。他在《複鄒鬆友書》中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倡導士人，要麼立功，要麼立言，人人都要為濟世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梅曾亮把劉大櫆提倡的“氣”說，進一步闡述發揮。在《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中說道：
芝齡先生詩集若幹卷，曾亮既校讀畢，而做跋其後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