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們的陪聊一直是在寄生狀態下進行的。或者說，是我們掛靠在一家“知心”家政服務所裏進行的。
人們都稱呼“知心”家政所的王主任為王姨。我們三人提出要在她這兒幹陪聊的時候，她好像遇到了舊時上海灘的拆白黨，又是看大學畢業證，又是看身份證的。其實家政所除了那間舊房子可以拆，能拆的也隻有兩張爛桌子了。經我幾番解釋，她終於明白我們有可能是她的財神，嘻嘻嘻地笑起來。她的眼睛大得不太自然，仿佛是熱乎乎的嘴和吊梢眉毛在搶那雙眼睛，給撕扯大的。
第二天我們就都上了崗。我對他倆說，我們的寄生生活正式開始了，程皓卻不同意“寄生”的說法，因為不是我們靠家政服務所生活，而是家政服務所不花一分錢，吃到了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我們三人當中，程皓和水蓮都有正式工作。程皓兩年前從工程物理係畢業，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清閑得很。水蓮是學幼教的，和我一樣，也是剛剛畢業，但比我小兩歲，在一所幼兒師範學校教書。關鍵是，我們三個人都比較喜歡用一種特別的方式生活。
剛開始的一個月，我們張貼了廣告，後來又用掙下的錢在報紙上打了廣告，生意慢慢多起來，我們的工作都幹得很愜意，很順利。家政服務所的主任王姨也高興得合不攏嘴。因為我們的製度是，由客戶根據我們的個人資料，包括照片、學曆等等，決定見與不見，不見的話隻付查詢費五元。如果要見麵，就必須花二十元的見麵費和按小時計算的陪聊費，陪聊費每小時三十到五十元不等，有時候遇見大傻冒，一下午可以掙到好幾百元。
王姨和我們都不知道那隻是一種假象。
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發生的事會那麼慘烈。
剛開始時，用水蓮的話說，我們的陪聊出於你情我願，如果僅僅是破壞破壞家庭，或涉嫌違反了一些所謂的什麼傳統道德，倒也沒什麼的。可偏偏有好些事，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千萬個支離家庭和千萬條道德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