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支持下，《人民文學》得以複刊。我記得複刊後的第一本《人民文學》，也就是一九七六年一月號，是一月二十日正式出版的。
當日，我帶了新印的五本刊物興高采烈地給茅盾先生送去。那時，茅盾先生接待客人一般都在他家前院的會客室。而我因長期在《人民文學》工作，常常去看望他，是他所熟悉的一個晚輩，他因此破例讓我每次來都到後院他的書房兼臥室見他，有時就隨意聊天，有時我向他請教問題。這天，他接過刊物，立即仔細翻閱，邊翻邊興奮地說：“喏，我還是《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呢！”他見複刊號的封麵《人民文學》四個字用的是毛澤東的手跡，問我這字是什麼時候寫的？我告訴他：這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寫的，這次經主席批準第一次公開用！他說，創刊時他就請過毛主席題寫封麵字。
接著，他便興致勃勃地向我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茅盾先生說全國剛剛解放的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當時他和一批從香港歸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飯店，中央決定要他籌辦一個刊物《人民文學》。創刊號編就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主席，請求題寫封麵字。結果毛澤東隻是題了詞——即後來被文化界廣為運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麵字，主席提議由郭沫若或茅盾自己寫，茅盾便請郭沫若寫了。他說，為此毛澤東主席還有一封信給他呢。
我一聽這意外的信息，喜出望外，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還在嗎？能不能給我看看？茅盾先生溫厚地笑了笑說：“在，在。我珍藏在身邊呢。”
說畢，他轉身走進臥室，不大一會兒，他手裏拿著一個大信封走出來，我接過一看，是一封毛澤東主席的親筆信，信的內容是：.雁冰兄：示悉。寫了一句話，作為題詞，未知可用否？封麵宜由兄寫，或請沫若兄寫，不宜要我寫。
毛澤東
九月二十三日.
這當然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信中所說的“寫了一句話”，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題詞。讀著，我感到格外親切，因為它是關於《人民文學》的。
當時我便萌生一個念頭，要是這封信我的同事們都能看到該多好！於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帶回編輯部給大家看看？
茅盾先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他說：“本來我是珍藏著的，給《人民文學》的同誌看看，倒是有意義。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應允。但卻提出：“隻不過，三天後你一定拿回來。”我一口答應了。帶回編輯部後，大家高興地爭相傳看，還有人抄寫下來留作紀念。當時還不曾有複印機，我便將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國照相館”翻拍了下來，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後按時送還茅盾先生。我眼見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書櫃中。
這一切，我自然也永遠珍藏在心中。.1981年11月冬雪夜，追記.
我的心向著你們
初夏，一個輕風習習的夜晚，我到北京東城童大林同誌家裏去看望剛剛訪美歸來的黃宗英同誌。一見麵，她就興致勃勃地談起美國見聞。談話中，她說在美國的華人十分關心祖國的情況。由於她是趙丹的夫人，人們常常向她念叨起並表示深切悼念這位傑出的藝術家；由於她又是一位作家，人們也就向她詢問起不久前剛剛去世的茅盾先生的情況，並表示深深悼念這位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子、傑出的作家。
於是，我們的話題自然地轉到茅盾先生身上。談到他一生的輝煌業績，談到他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傑出貢獻……同時也談到他最後的那兩封寶貴的遺書。大家都為他沒能在生前得悉中央決定恢複他黨籍一事而惋惜。
我由於稍稍知道一點情況，便向他們做了解釋。不料，在場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這些情況外麵都不知道呀！你怎麼不寫出來呢？
是啊，為什麼沒有寫出來呢？我自己不是也曾經因此而激動得夜不能寐嗎！
深夜，回到家裏，我著實睡不著覺了。於是我便在這夜深人靜時，鋪開了稿紙……那是茅公逝世不幾天的當兒，我因工作關係先後數次又到了先生的家裏。在同韋韜和小曼同誌交談中，對於先生生前沒能知悉中央關於恢複先生黨籍的決定，我深深表示惋惜。這時，韋韜和小曼深沉地說：是這樣。然而沈老在病榻上卻一再交代我們，他的這兩樁心願，也就是那兩封信，一定要在他死後上報中央和交給作家協會。他不允許在他生前交出。這是意味深長的。
大家都還記得茅盾先生是3月27日清晨辭世的。這兩份遺書則是在3月14日，在他頭一天較嚴重的昏迷之後，又清醒過來時筆錄的。他說：我還有兩樁心事呢！他要求守護在病床前的兒子將他扶起身，他要執筆寫出來。兒子婉言告訴他說：您已經不能動了，不便起身了。您心裏有什麼話要說，您說，我記下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