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著這封信，我感到格外親切，因為它是關於《人民文學》的。當時我便萌生一個念頭，要是這封信我的同事們都能看到該多好！於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帶回編輯部給大家看看？
先生慨然應允，但卻認真提出：“隻不過，三天後你一定拿回來。”我一口答應了。帶回編輯部後，大家高興地爭相傳看，還有人抄寫下來留作紀念。當時還不曾有複印機，我便將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國照相館”翻拍了下來，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後按時送還茅盾先生。我眼見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書櫃中。
這一切，我自然也永遠珍藏在心中。
此後，因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他。每次去，我總是見先生在伏案寫作，那麼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很令人感動。因而我也不忍心過多打擾他，剝奪他的寶貴光陰，所以總是談完事很快離開。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時，他卻總是要我多留一會兒，要我向他說說刊物工作的情況，近來出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麼新作者，創作中有什麼問題，等等。他十分關心創作，關心文學事業，關心青年作者的培養和成長。常常是有許多初學寫作者寫信或投稿給他，他都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他身體情況較好時，他大體上都翻看的。我發現，他在交給我幫助處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還用紅鉛筆劃了杠杠的，有的他還親筆批示：請處理。請參考。可見他仔細看了，並且注意到了信、稿中所涉及的問題。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茅盾先生和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精神煥發。當時他已是80高齡的老人了！可是當1977年10月，《人民文學》召開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邀請他出席講話時，他欣然應允了，並做了認真準備。當時編輯部派我去同他商量，他詳細詢問了座談會討論的情況，以及哪些作家參加，談些什麼問題，與會作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情況，等等。之後，他於10月22日下午，來到東城禮士胡同54號，會見了與會作者，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我是個久不寫作的老作家了。聽到《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集這麼一個會的消息很興奮。多年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隻有在打倒“四人幫”之後，才有可能開這樣的會。這次座談會，人數不多而方麵甚廣；小說家而外，有詩人、有評論家，都是文壇上久經考驗的堅強戰士，卓有貢獻，向來為廣大讀者所歡迎和熱愛。現在共聚一堂，暢談心得，交流經驗，必將對創作的繁榮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我以文壇一個退伍老兵的身份，躬逢其盛，能向各位學習，不但興奮，並且感到榮幸。我知道有好多同誌曾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現在雲開日出，相信今後一定會逐步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講話中，先生還語重心長地提出希望評論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爭鳴”。短篇小說要短而精。還對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問題，發表了寶貴的意見。他最後謙遜地說，我所講的，算是作為一個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12月31日的上午，他又應邀出席了《人民文學》召開的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這時他已是81歲高齡，看上去雖然身體尚好，但步履艱難多了。當他走進會場，全場熱烈鼓掌歡迎。他即席講了話，動情地說：今天我很興奮，也很愉快。剛才主持會議的張光年同誌要我以作家協會主席的身份來講幾句話。作家協會主席是曾經擔任過，中央也沒有命令撤銷過。“四人幫”卻不承認我們，連中國文聯也不承認。不承認我們，我們也不承認他們的決定。所以今天，我還是要以作家協會主席的身份來講幾句話。他不無激動地回憶說：
第一次文化大會，是1949年開的。在那個會上毛主席講了話，周總理也講了話。我記得在這個會上選出了全國文聯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沫若，兩個副主席：一個是周揚同誌，一個就是我。後來我們就一直沒動過，直到“四人幫”上台那個時候……“四人幫”把我們當敵人，一棍子打死，提出要砸爛文聯、作協，這種對我們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組成部分……現在各方麵都在關心文聯和各個協會是不是應該恢複了，這件事情，不光是恢複一些機構的問題，而是標誌著黨的文藝工作的發展，以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是有利的，對於廣大專業文藝工作者也是有利的……還有，要恢複刊物。《人民文學》雖然已經恢複了。比方《文藝報》，也應該恢複……這些話，現在我們看來，也許並不感覺到它有多大分量，可在當時，這是在放“炮”啊！在場的同誌無不敬佩茅盾先生的勇氣和力量。他的講話不斷被掌聲打斷，頓時會場的氣氛活躍和熱烈起來。他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