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最為恐怖的1967年的夏天的一日，當時已被打成“黑幫”，受到所謂群眾專政的冰心，正在文聯大樓四樓掃地，她看見我便迎上來，把我叫到樓梯口拐彎處，環顧四周無人，迅速將幾張存款單悄悄交我，要我替她上交國家。並悄聲交代我說：最近，我從報紙上看到西南幾條鐵路在修，這是解放前不能想象的事，很鼓舞人心。這幾萬元存款，本是人民發給我的薪俸，我沒有多少用處，子女們也都各有工資，更不需要。取之於民，還之於民吧，國家還可以拿這些錢投資搞建設。
那種時候，和“黑幫”講話，如若被發現，都會認為是反革命串聯。我收下了，答應辦。但仍有些猶豫，怕出意外。盡管這一舉動按理是愛國的行動，可那時哪有什麼是非曲直？！
臨分手時，她又悄聲叮囑我：“這件事，你幫我辦了，隻讓經手人知道，千萬勿語他人。我不是為別的，不希望張揚。”她說這些話時，言辭是懇切的，態度是真誠的。
我點了點頭，她才放心地去了。
後來這筆款又退了回來，因為那時無人經管這些事。但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一個在那血風腥雨歲月裏處在危中的老人，心裏卻還想的是國家和人民。
還是在那個人妖顛倒的年代裏，大興抄家之風時，冰心同誌的家，也被洗劫一空，同時很多人的家也被抄了。他們把抄家的物資集中起來在民族學院舉辦了一個所謂“修正主義展覽會”，若幹雙皮鞋，若幹件料子衣服，若幹塊進口手表，和大量“封資修”的書籍，成了說明“典型的修正主義”生活方式的展品。其實這些實物大都是冰心同誌代表新中國出國訪問時，外國朋友贈送的禮品，而且她大都沒有用過，不料成了“修”的罪證。多年後落實政策歸還時，除了衣物、書籍、字畫外，還給了她六塊高級進口手表。這些都是當時作為“謝冰心修正主義生活”的罪證，向革命群眾展覽過的“贓物”。其實呢，天大的笑話！誰知那些五花八門的展品究竟是從哪家抄來，七拚八湊起來的？！實際上並不都是謝冰心的。瞧，這六塊手表，就隻兩塊是她的。於是她又將其餘幾塊歸還專案組了。有人憤憤不平地說她傻氣，既然作為罪證展覽過了，賭氣也要把它收下，幹嘛退回！？她心平氣和地解釋說：“因為那原本不是我的東西。”
原先去過冰心同誌家的人，都會發現她住房的狹小。老少三人，僅居一個並不寬敞的小單元。這還是解放初期她和吳文藻先生由日本回國之後，吳先生擔任了中央民族學院的教授，他們定居於此的。這座和平樓係民院教授樓，當時算是條件好的。這兒花木蔥蘢，景色宜人，她是喜歡這個地方的。長期以來安居樂業，生活得很愉快。她是一個知足者。知足則長樂哇。隻是後來人口發展了，房子卻未增添，就愈來愈顯得狹窄了。加之，近年來她連續生病，住院，身體每況愈下，需要有人照料。她還要撰寫回憶錄呢。這就更需有人幫助查閱資料，整理文稿。所以組織上批準她的二女兒擔當這一任務。女婿陳恕和孫子小鋼也就都必須住在家裏，生活在她身邊。家裏還有一位保姆。還時常有外國朋友來訪。因此一個小小的單元房就無法容納這一家老小了。本來，冰心同誌和吳文藻先生，多年來各居一室，便利生活和寫作。後來就隻好又同居一室，以便騰出一個房間給吳青夫婦居住。所以有次我去，冰心同誌幽默地說：“瞧，我們老兩口分居幾年後，又‘破鏡重圓’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