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粉碎後的1977年冬末，經中央批準，由張光年任主編的《人民文學》召開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當時文藝界的所有協會都還沒有恢複，而《人民文學》是本著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最先複刊的，所以這次文藝界的會議由它出麵召集。這個會幾乎把“文革”十年挨整的在京大部分作家、藝術家都找到並邀請到會了。為什麼說“找到”？因為十年動亂，作家、藝術家們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誰住在哪裏互相都不知道，這不要“找”嗎？
當時，我好不容易在東郊工體東路的普通樓房裏尋找到靖華，曹靖華。我是後生晚輩，是他“文革”前在《人民文學》發表的文章的責任編輯，劫後重逢，不勝驚喜！曹老感慨地說：“要不是‘四人幫’倒台，我恐怕已被送進八寶山了。”在座談會上，他憤然揭露和控訴“四人幫”的醜行。
如今，曹老離我們而去，已經整整10年了。我再翻閱他20多年前簽名題字贈我的《春城飛花》散文集，睹物思人，仿佛老人還活在我們中間。正如鄧穎超同誌在1987年5月為祝賀曹靖華90壽辰學術座談會的召開致函中所說：“您為我國的教育工作和文學事業所做的卓越貢獻，人民會永遠銘記的。”
曹靖華，一個光輝的名字，一個令人不能忘記的名字！
1997年8月炎夏.
雨中憶
正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裏，一天，噩耗傳來，老作家吳伯簫同誌去世了。當時，乍一聽，我的心頭為之一震。雖說這是意料中之事——因為幾月前醫院診斷他已患食道癌，且是晚期了。然而沒有想到這麼快地會失去他，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他的去世，無疑對黨的文學事業、教育事業都是一大損失！我還想到，他的過早去世，也使得我們的散文創作隊伍又失去了一位前輩：一位勤奮寫作、辛勤耕耘的老前輩：一位兢兢業業、忠誠於黨的文學事業的好前輩！
我認識吳伯簫同誌大約是在50年代後期。那時，由於工作關係——他擔任著我所在刊物《文藝學習》的編委，同時他又是一位散文家，所以我常常去向他組稿和請教工作。我那時才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而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作家、教育家，又是從延安進城的老幹部，可是他卻一點不擺架子；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你去了，他總是十分謙和地隨意地向你娓娓而談。同他接觸不會使你失望，總會有所獲：要麼，請他寫文章的事得到了慨然應允，要麼，工作上要請教他的問題得到了圓滿的解答。他還會親切地同你談生活、談寫作，甚或充滿感情地向你講述延安時期那段艱苦歲月的生活情景。這種時候，他往往自然地流露出一種深摯的感情。是的，對他來說，那是多麼難以忘懷的歲月嗬！所以到了後來，當60年代初期，我國遭受自然災害的年代裏，為了不忘卻過去，也為了鼓舞人民的士氣，吳伯簫同誌以一個共產黨人強烈的責任感，毅然連續寫作並發表了宣揚延安時期克服困難、戰勝困難的優良傳統的散文佳作：《延安》、《記一輛紡車》、《菜園小記》、《歌聲》、《窯洞風景》。
當時正是困難時期。當人們欣喜地讀到這一組動人心弦的散文時，感到多麼親切，多麼歡欣鼓舞！它對於同時代的人，尤其是在延安生活、戰鬥過的人，會引起多少回憶和思念，使這些同誌備覺親切、備受鼓舞！而對於在新中國搖籃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也使他們感覺新鮮，受到啟示，受到教育。當時，這幾篇散文，人們爭相傳閱，有的還被收進中學課本，可謂膾炙人口。作者的寫作意圖顯而易見。正如他在《歌聲》的開頭所說：“感人的歌聲留給人的記憶是長遠的。……我以無限眷戀的心情，想起延安的歌聲來了。……延安的歌聲，是革命的歌聲，戰鬥的歌聲，勞動的歌聲……”他在《記一輛紡車》的結尾寫道：“跟困難作鬥爭，其樂無窮。”他說，他常常想起延安時那輛紡車。想起它像想起老朋友，心裏充滿了深深的懷念。圍繞著這種懷念，使他不斷回想起延安的艱苦歲月。然而“憑著崇高的理想、豪邁的氣概、樂觀的誌趣，克服困難不也是一種享受嗎？”
這話說得何等好嗬！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充滿了革命氣概、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就是今天，我們再重讀這些篇章，依然感到鼓舞人心。這就是伯簫同誌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一晃就是十來年！十年動亂期間，我就再也不曾見到過他。那時，我們被集體驅往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去了。聽說，他也未能幸免，也下放幹校被“改造”了若幹年。直到1976年夏天的一個大雨滂沱的日子裏，我們才重又見麵。說來，那是感人的一幕。當時，《人民文學》剛剛複刊不久。由於“四人幫”陰謀製造的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枷鎖，許多老作家壓根兒不能拋頭露麵，發表文章，否則就會大禍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