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代會上，他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常務書記，主持作協日常工作。由此，肩負重任的他，工作愈加繁重、愈加忙碌了。此時他的身體也愈來愈弱，每況愈下。有時去看病，醫生發現情況嚴重，就硬是命令他住院。可他人住在醫院裏，心，卻始終留在工作崗位上。他日夜操勞於工作。我清楚地記得，在他先後幾次住院期間，我和編輯部的其他有關同誌，常常被他電話召去，讓我們躲在他事先物色好的地方（有時是病員食堂，有時下樓到院裏林蔭道上），討論工作。諸如本期刊物的版麵安排，編輯部的重要活動，下期刊物的選題，外出組稿計劃，等等。給人感覺他沒有病似的，隻是易地辦公而已。可是當我們悄悄地向醫生詢問他的病情時，醫生卻是憂慮地告訴我們：他的心髒病相當嚴重。按照病情，他應該全休，應該停止工作。否則，稍有麻痹，一經發病，就會導致嚴重後果。醫生還說他們已經多次“警告”過他。病情嚴重的情況他本人完全知道，但他是一個樂觀的人，意誌力堅強的人，卻仍然堅持工作。我們是很擔心的。
是啊，他是一個不肯也不甘於休息的人。他心裏裝的除了工作還是工作，而很少顧及個人。文代會後，當他擔任作協領導工作之後，更是忙得不可開交。他差不多每天至少要在作協上半天班，處理日常會務工作。而後，留有半天來編輯部主持工作。他是一個四通八達、耳目靈通的人，政治上十分敏銳。隻要聽到一點新的精神或了解到某些新的情況，他便會像旋風似的忽然來到編輯部，或臨時召集全體會，或找組長以上幹部，給大家“通氣兒”。希望編輯部同誌能夠及時了解情況，掌握情況，領會一些精神，以便同心協力辦好刊物。
李季，是一個卓爾不群、有魄力、有創見的人。1978年，當他敏銳地注意到粉碎“四人幫”後短篇小說發展，讀者對短篇小說異常關注和歡迎，經過一段醞釀和深思熟慮，他提出舉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以便進一步推動和繁榮短篇小說創作。此事立即得到茅盾同誌、巴金同誌和張光年、馮牧等同誌的支持和讚同，得到編輯部同誌的讚成，便於1978年9月正式發布了啟事，發起評選活動。這一號召，立即得到廣大讀者的擁護。短短的時間裏，數十萬張選票雪片般飛向編輯部，熱情參加評選。現在這一活動已經形成製度化，而且在全國推廣起來。茅盾同誌對此倡議，給予李季同誌很好的評價。他指出：“……披沙揀金，功歸無名英雄；名標金榜，盡是後起之秀。李季同誌不幸早逝，同人等兢兢業業，繼承遺規，亦盼海內外千萬讀者時賜教益，群眾與專家結合，庶幾此一新的事業日有發展，為我國之四化大業，盡其綿薄，願與海內外同人共勉之。”（茅盾：《小說選刊》發刊詞）就是在這樣十分繁忙工作的情況下，他作為詩人、作家，有著強烈的責任感，依然堅持業餘寫作。他的時間很緊呀！沒法子，他時常在清晨三四點鍾爬起床，伏案寫作，直到七點左右該去上班的時候中斷。他除了寫作長詩、短詩外，還計劃完成一部長篇。長篇之後，還有宏偉的計劃呢。可惜這些計劃終未能實現。隻是在他去世的當日，書桌上僅留一份還散發著墨香的遺稿《三邊在哪裏》。
現在當我再次翻開1979年10月，山東人民出版社為他出版的民詩合集《石油六歌》，代序詩裏，那最後兩句精辟的詩句又閃現在眼前：.就是在心髒停止跳動時，也將是人有盡時曲未終！.
啊，是的，曲未終、曲未終……詩人引吭高歌的曲未終呐。看，我們的詩人依然頭戴鋁盔、身穿石油工人服，風塵仆仆地又奔向祖國新的油田去了！又回到他如兄如弟的石油工人們中間去了！……他為我們留下了長長的腳印！
1982年3月初稿，1982年11月7日完稿於北京田園新邨.
鍾情
說來我和周穎南先生還是有點緣分。除了我們是本家外，記得20世紀80年代有一天，我去北京東四八條71號拜訪葉聖陶先生時，在葉老家有幸見到剛剛由新加坡飛抵北京的周穎南先生。葉老介紹說：這是新加坡一位華人作家，他的老朋友。
那時，我在《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工作，辦公地點就在東四八條52號，和葉老家正好是對門。或組稿，或請教，我是時常去的。這次，葉老既然是有朋自遠方來，當然不亦樂乎。他們談得很熱烈，我不便打擾，隻是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靜靜地傾聽。他們談些什麼，我記不清了，但是周穎南先生對葉聖陶的敬重和謙遜的態度卻給我留有深深的印象，此後，我又不斷地從國內和香港的一些報刊上讀到周穎南先生的文章，這就更加深了對他的印象。
1988年，龍年除夕，葉聖陶先生離我們而去了，我在不平靜的心情下，寫了一篇題為《一座大山倒了》的文章，發表在香港《文學世界》雜誌上。該刊主編、詩人犁青是我、也是周額南先生的朋友，真巧，犁青兄在我文章中添印了一幀照片，正是葉老和周穎南親切交談時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