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中央電視台和《中國文化報》的尋找與鞭策，他們打聽到我曾是《哥德巴赫猜想》這篇作品的責任編輯，先是在中央電視台做了節目，報社又督促我寫出這篇文章。我想這既是追憶一段難忘的歲月，也是表達我和我的朋友們對我們所敬重的徐遲和陳景潤兩位逝者的思念之心、悼念之情。
組織《哥德巴赫猜想》這篇報告文學，是因為當時我們獲悉中央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召開一次全國科學大會。這將預示科學的春天即將到來。四個現代化需要知識，需要知識分子，可十年浩劫的“文革”中，曆史整個被顛倒，舉國上下批判“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竟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和鄧小平同誌花了很大氣力撥亂反正，將被顛倒的曆史更正過來，包括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的認識和評價。因此決定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動員和組織科學家的力量，投入祖國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這是鄧小平同誌的高瞻遠矚和重大決策。
那麼，作為一家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如能在這個時候組織一篇寫科學家的報告文學，讀者一定會喜歡看的，同時也可借此為知識分子恢複一點名譽。這是我們當時一些樸素的想法。然而，寫誰好呢？又請誰來寫呢？對於這兩個問題在編輯部展開了討論。
對於報告文學來說，選題和選作者，如果兩者都選準了，這篇作品幾乎可以說就有成功的把握，否則就會遭到失敗。這當然就很費躊躇。突然間我們想起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一個民間故事，即有個外國代表團來華訪問，成員中有人提出要見中國一名大數學家陳景潤教授。因為，在國外他從一本權威科學雜誌上看到了陳景潤攻克世界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學術論文，他敬佩中國這位科學家，想見這位科學家。我國有關方麵千方百計尋找，終於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發現了這位數學家。可誰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上取得的這一了不起的成果。因為陳景潤懾於“文革”對他走“白專”道路的嚴厲批判，將自己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學術論文偷偷寄到了國外發表，國內是沒有人能看到的。況且，平日他將自己封閉在一間僅6平方米的宿舍裏，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複論證，刻苦鑽研，悄悄地攻關呢！可他為攻克一道世界大難題走在了最前麵，驚動了國際數學界！
應該說，這是一位有貢獻的科學家。然而同時又傳出他的許多不食人間煙火的笑話和“自私”的行為，說他是一個“科學怪人”。
編輯部的同誌們商議之後都說，就寫陳景潤吧！不管怎樣，他是有貢獻的。那麼，找誰來寫好呢？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徐遲。徐遲，雖是一位詩人，他做過新聞記者，寫過不少通訊特寫，他發表在1962年《人民文學》上的人物特寫《祁連山下》，就是描寫一位敦煌藝術家的創業事跡，在當時反響頗好。他比較熟悉知識分子，所以請他來寫數學家陳景潤，比較“對口”，能寫好。
於是，我掛長途電話到武漢，尋找久違了的詩人。時值1977年秋天，這年，詩人已63歲。經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垮台，他，一個熱情的歌者，煥發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麼想放聲為祖國歌唱！……聽得出，徐遲在電話裏的聲音是多麼激動！對於我們邀請他來京采寫陳景潤一事，他很高興。但說：“試試看”。
幾天後，他風塵仆仆地從長江邊帶著滾滾的濤聲趕來了。
為什麼說“試試看”呢？一是他覺得數學這門學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聽說陳景潤是個“科學怪人”，盡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貢獻，而且這個成就是了不起的，因此有些猶豫不定。隻能說進入采寫後再決定吧。果然他抵達北京後不幾天，接觸到幾位老朋友，大家一聽說他來寫陳景潤，也都好心勸他換個題目，認為陳景潤是個是非之人，有爭議的人，何必惹這個麻煩呢？
我說我已同中國科學院有關方麵聯係，得到了院領導方毅同誌的支持。他說：“那太好了。”並說，他也向一位老同誌談了。征求他的意見，那位老同誌說陳氏定理了不起啊！應該寫。這位老同誌是誰呢？我事後才知道，他是原中顧委常委、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將軍，徐遲的姐夫。伍將軍的支持，堅定了徐遲的決心。
一個豔陽秋日裏，我陪同徐遲到了北京西郊科學城中關村的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接待的是數學所黨支部書記李尚傑同誌。這是一位深受科學家愛戴的轉業軍人幹部。陳景潤對他更是百倍信賴，什麼心裏話都對他述說。這是很難得的。李尚傑對陳景潤當然也是備加愛護和支持。在辦公室，老李動情地向我們講述著“小陳”鑽研科學的故事。不一會兒，他離開辦公室，帶進來一個個頭兒不高、身著一套普通舊藍製服的年輕人。這個年輕人一進門便和我們熱情握手，直說：“歡迎你們，歡迎你們。”老李這才向我們介紹說：“這就是小陳，陳景潤同誌。”
我和徐遲同誌都沒有想到這麼快見到了陳景潤，一個很樸素的數學家。
李尚傑向他說明我們的身份和來意後，我又特意向他介紹說：我們特約徐遲同誌來采寫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難關，登攀科學高峰事跡的報告文學，準備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他緊緊握住徐遲的手說：“噢，徐遲，詩人，我中學時讀過你的詩。哎呀，徐老，你可別寫我，我沒有什麼好寫的。你寫寫工農兵吧！寫寫老前輩科學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