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VS何東
我的小說都是以寫女性、研究女性為主
何：看過《一場風花雪月的事》，再看《永不暝目》，發現你筆下的愛情，壓抑而殘酷，而且有個共同的特點是：男人純情、善良，追求理想化的愛情，女人則殘酷而現實，粉碎了理想。現實中人們一般認為男人更現實，女人理想化色彩更重些。
侶：這個呢，是以前有一個搞電視的人跟我說，你要記住現在是男人的時代，所以你寫東西定要符合男人的口味，重點是寫女性，因為男人要看女性，看典型的、真實的女性。
我的小說都是以寫女性、研究女性為主，男性是一擺設，假設有這麼樣一個人，所以你看女性都是非常豐滿和現實的、複雜的，男性呢有點假，是概念，是擺設。
這部戲我是想寫歐慶春，她作為一個警察慢慢被感動的過程：從很政策性地接觸肖童，到被感動，又失望。然後再感動，這個過程是有意思的，是文學的。肖童就是偶像價值，沒有多少文學價值。如果說他也有一些文學價值，就是個大學生，為了愛，最後心甘情願地參與緝毒這個事情，寫出新新人類，或者說帶有新新人類特征的人，怎麼變成英雄。他這個英雄和萱存瑞，黃繼光這種傳統英雄不一樣，他是到了一個氛圍裏，突然做出了英勇獻身的事兒，符合這個時代的一些特征，我沒拔高肖童，他的毛病都有。
這個戲雖然是個偶像純情劇，但是挺反傳統的，很多人受不了：怎麼這麼寫警察呀，這麼寫英雄呀？
有人沒看全，中間落了一集半集，或者你上了趟廁所落了幾句台詞，你可能會提出意見，比如有個網民說“不能搞色情間諜、色誘，這是周總理定的”，他沒有看其中的幾段話，才會這麼問，我是幹公安的，這些我知道。
何：據說在旅遊飯店業內，您達到的地位比在文學圈裏更高，也有很多傳奇，比如說您憑腳趾頭就能分辨出床單是多少支紗的，極其專業。
侶：在旅遊飯店圈算是個人物，跟文壇裏的地位完全不一樣。“腳趾頭”什麼的那是吹牛，不能知道多少支紗，但會知道是紗支高還是紗支低。
五星級飯店董事長幹嘛寫小說
何：當個大飯店的董事長，這是多少男人恨不得馬上撂下書和筆想去高就的職位，可你幹嘛還非要騰出專門工夫和精力去寫什麼小說？
侶（輕鬆一笑）：寫小說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業餘愛好。科學家研究人腦左腦和右腦。左腦管數字化、程式、知識、記憶的，右腦管感受、協調的，同樣是動腦子，我當飯店經理用左腦，寫文學小說用右腦，這樣左右交替也是一種互相休息。
另外，現代社會的人實在太過於功利化、物質化，官能化了，而對精神、情感方麵相對就比較淡漠。但這並不等於人們心裏就沒有這些了。也不等於人們對純真和高尚就點也不向往了，我用小說來完成這種向往，至少也能淨化自己、感動自己吧？
上月底，有家出版社為我出了一套四卷本文集，他們讓我寫一篇總序。我在其中就隻能把自己歸為文學上的一個票友，至於“票”得如何那另當別論。我最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企業管理。在企業管理方麵成績比寫小說要好些。有人說我是幾麵開花，可我覺得自己在文學界卻是幾麵都不討好（自我解嘲一笑），雖然我很喜歡文學，但與文學界距離較遠。我把自己歸為“票友”，就不用和專業作家去攀比了，反正就是玩玩票嘛。
有一次中國作協舉辦活動，當時作協位領導，把我介紹給寫《醜陋的中國人》的台灣作家柏楊，他說我是中國作協會員裏在企業界做官最大的。柏楊當時就問：作家和企業家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才，不知道你是怎麼把這兩樣結合在大腦裏的？
何：沒錯。這也是許多人對你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
侶：其實我也沒有故意去結合什麼，或者從心理學上講我是雙重人格，上班時非常理性，處理事情政策性很強也非常理性；可一下班我又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小說寫到動情處我自己會哭，甚至一般人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也可能很觸動我。事情分開講也許就這麼簡單。但我覺得如果增加一些感性的東西，比如對人的了解、對社會的了解等等，其實對管理企業、對做生意都是非常有好處的。
有一回一個雜誌讓一位國企老板和私企老板麵對麵“鬥法”。他們請的國企老板就是我，我的對手是剛剛從英國留學回來又在華爾街工作過的私企女老板，我們辯論的就是這個問題。她就認為經理、企業家就應當是理性化的人，不需要太多感性的東西；我則認為感性對企業管理，特別是對人的管理不但相當有用而且非常有效。中國和歐美不一樣，歐美國家經濟方麵的法律非常健全，整個經濟規律非常完整，它有章可循，可中國就不樣，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期間，社會、經濟大環境千差萬別，企業家如果隻按成規和死數字辦事是不成的，你如果不了解中國人的人性，就很難處理好企業內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