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鼓勵大家特立獨行，要堅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維的樂趣，獨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經死了十年了，我們受到他多少影響？現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於自己去思考？敢於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裝作“敢於”的樣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隻求思考的姿態。要說誰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遺孀李銀河教授了，但是，為什麼今天依然有那麼多人要她封嘴呢？這些人有沒有尊重過自由思考？如果我們斷定一個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說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說的話、做的事情是不是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經死去十年了，如今我們重新看他的作品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夠看到那個時代的關懷跟現在有什麼差別，那時關心的問題到今天有哪些是我們依然要麵對的。
《沉默的大多數》這本文集讓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點。書裏有篇文章講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批評的是十幾年前，越來越多大陸的節目主持人開始學港台腔了。“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正在電視台上一集集地演著，演得中國人連中國話都說不好了。香港和台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有文化。咱們這裏看上去沒啥，但人家還是仰慕的。”文章認為大家應該堅持說好京片子，從今天的角度看，這是一種語音歧視。比如我們說廣東話的人，有時候在香港會歧視一些廣東話說不好的人，甚至連廣州的廣東話也看不起，覺得很土。這種語音歧視背後包含的是一種文化歧視，比如“港台就是沒文化，隻是有錢”。這樣的想法出現在王小波的作品裏是個敗筆，但即便如此，這本文集裏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來猶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們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歡搞論戰，一論戰就把人分類，王小波有時候被人撥到這邊來，有時又給歸到那邊去。我們看那些論戰，尤其是網上的論壇，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非常情緒化，動不動就要把人批判到死為止。比如不滿意某個人寫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討論如何不滿意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擊的程度。
這本書裏有一篇文章叫《論戰與道德》。十多年前，社會上轟轟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經很少發生了，但是王小波發現人們的論戰方式並沒有大的改變，還是要爭出誰好誰壞。他說當年上演了一個電視劇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說不好看，劇組的成員跟記者開了個研討會，會議紀要登在《中國電視報》上。“……我記得製片人的發言探討了反對《唐》劇者的民族精神、國學修為、道德水準諸方麵，甚至認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慶幸的是，還沒探討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從此之後，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國產電視劇，我怕我白發蒼蒼的老母親忽然知道自己生了個傻兒子而傷心--因為學習成績好，我媽一直以為我很聰明。去看電影，尤其是國產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麵：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了獎，我看了以後也覺得不壞，但有些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了--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種風險？”
某年秋天，王小波在北方一個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們也用太平天國楊秀清的口吻說：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現在給大家耍場猴戲。”在王小波看來，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氣息。我覺得到今天似乎依舊如此，我們很喜歡在文化論戰的時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聖，占據道德高地。這麼一來，凡是反對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書裏提到要小心民族主義的情緒，文章名為《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與其說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義，倒不如說是警惕蠱惑宣傳。他認為有人把民族主義用一種蠱惑宣傳的手法宣揚出來很有問題，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上出現很多矛盾的時候，要解決現實問題是很難的。“最簡單的做法是煽動一種仇恨，鼓勵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比如宣揚狹隘的民族情緒，這可以迎合人們野蠻的劣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麼。煽動家們隻能用這種方法給大眾提供現實的快樂，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無害的方法，想必他們也會用的，我們應該體諒蠱惑宣傳家，他們也是沒辦法。”
整篇文章雖然看起來是在講納粹德國，但他在結尾處說，中國這個地方是個特別歡迎宣傳、蠱惑宣傳的地方，大家也特別容易中蠱惑宣傳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這是王小波十年前給大家的警告。
作者小傳
王小波，作家，唯一一位兩次獲得“台灣聯合報係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的大陸作家。1997年4月11日去世，此後民間出現了“王小波熱”的文化現象。出版作品有：《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我的精神家園》、《沉默的大多數》、《黑鐵時代》、《地久天長》；紀念、評論集有：《浪漫騎士》、《不再沉默》、《王小波畫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