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裏麵有一個人物比較特別，電影導演劉奮鬥。其實劉奮鬥本來不是這一夥兒80年代的文化明星，相反，他是在80年代才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跟我年紀差不多。
這本書找他有點兒像保持距離重新反思甚至是批判80年代種種現象的感覺。
他說話果然夠狠。他說：“整個80年代那種什麼傷痕文學，包括小說，都是麵目非常可怖、非常猙獰，很痛苦。我×，受苦了，我得趕緊跟哥們兒幾個說說，我受苦了。我挺怕這種人的，這種人我自己覺得在心態上都有點兒像街邊賣大力丸的一樣，拿起一塊磚頭‘啪’先把自己腦袋拍碎了，流著血說：大爺，您給一點兒吧，再不給多不合適，帶著孩子不容易啊！”他用這麼一個比喻也真夠挖苦的。至於劉奮鬥為什麼後來在大陸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裏沒有出現，有人說因為他談到了一些學生鬧事的事情。可是我看他這一段覺得就像查建英所說的，他這番話簡直能夠上《人民日報》當社論了。
他批評80年代末期鬧事的那幫學生，他說：“我不相信，一個大便完了不衝廁所的人能管理好國家，你們是大學生，不是孩子啊……因為我住在那個地方，有時候在教室、學生宿舍和學生們打打麻將，我都能看到，我×，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十八九了，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大小便完了，您衝水成嗎？我說你們真想要改變中國，先從大小便衝水開始。”看來他實在太關心大小便衝水的問題了，他認為這是國家前途所係。
後來他還批評了一下中國的文化藝術，大家都說現在中國的足球不行，可是劉奮鬥有這麼一個想法：中國足球隊的水平其實也正是我們今天中國文化界、思想界、藝術界的水平。在這些方麵我們並沒有比足球表現得好了多少，我們大家都是一批機會主義者。譬如搞電影的人，永遠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一個很堅定的信仰和熱情在後麵，總是做了一件事算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改，一步一步來。他認為這樣做下去不會有好結果，但是為什麼大家瞧不起中國足球，卻沒有很瞧不起中國的文化藝術呢？那是因為“中國有句老話‘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整個行業容易被遮羞，不像足球似的那麼難看，立刻見真章”。
但是話說回來，80年代是否真的有那麼不堪呢？這本書裏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切的批評和反省，但是我們不要忘記80年代也有它的重要作用。
阿城被譽為是這本書的受訪者裏麵講得最好的一個人，他說80年代基本上是一個大家重新拾回常識的過程。以前二三十年裏麵，中國逐漸出現了文化斷層，很多常識不見了，怎麼做人，什麼叫做知書達禮，這些東西都沒了，而找回常識或者說重新發掘人性的過程我們永遠要記住，這對80年代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感覺。
這本書裏麵還訪問了陳丹青，他記得80年代早期，他到美國第二年的時候，在《紐約時報》上看見一張黑白照片，報道山東濰坊舉辦國際風箏節，一群人擠著、笑著，仰望天空。“我一看，幾乎要哭出來：他們笑著，一臉苦相，那種長期政治磨難給每個人臉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國看這照片不知會怎樣感受。我不知道是難受還是寬慰，總之心裏委屈，為幾代人委屈：中國人不鬧運動了，知道玩兒了！放風箏了！”
作者小傳
查建英，筆名紮西多，自由作家、撰稿人。曾為《萬象》、《讀書》、《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說類英文著作ChinaPop、雜文集《說東道西》、小說集《叢林下的冰河》等。其中ChinaPop被美國VillageVoiceLiterarySupplement雜誌評選為“1995年度25本最佳書籍之一”。
《七十年代》Ⅰ
醞釀在70年代
80年代並不是突然之間在真空裏麵爆發出來的，它前麵一定有一個背景，而這個背景從時間上講自然就是70年代。70年代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60年代“文革”爆發，中國文化受到了很嚴重的摧殘，80年代是開放思想，文化熱，整個中國進入一個解凍、花開的時期。夾在中間的70年代貌似比較平淡，但今天在我們國家很多重要領域裏麵的中堅分子都是經曆過70年代，從80年代開始踏上社會的舞台，他們身上烙著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記。為了追溯這樣一個曆史軌跡，給大家介紹一本新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七十年代》。
這本書的概念看起來跟《八十年代訪談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