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牆倒塌，連東德的執政黨都很驚訝，難道過去的宣傳無效嗎？1945年至1961年，約有270萬人離開東德。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始建當天，就有155，042人離開，其中半數在25歲以下。為什麼老百姓要跑去“腐朽”的西德呢？東德政府需要掩飾明顯的失敗，隻好說無辜的同胞是被那邊的資本家所引誘，而那些壞蛋二戰期間利用猶太人和犯人為他們做苦役，現在同胞跑到那邊去就會麵臨同樣可怕的命運。於是，修建柏林牆變成一場勝利。東德媒體說：“現在秩序與透明性（clarity）獲得了勝利。孩子們被保護著免遭綁票者威脅，家庭則免受那些試圖引誘其成員之人的誘導，而工廠免受來自西方的獵頭（headhunters）的侵擾。”
政府這麼宣傳，老百姓到底信不信呢？宣傳要有效，始終需要老百姓配合。老百姓未必喜歡那些東西，設法讓他們參與宣傳活動是最佳方法。當一個人或多或少承擔了宣傳工作，就算他感覺那些東西是假的，但人的本能讓他很難長期說謊，於是慢慢就會屈服直至認同，成為同謀。
納粹德國和民主德國都沒有新聞審查製度，如何控製重要的宣傳機器新聞媒體呢？納粹德國是私人擁有傳媒機構，於是國家實行中央控製，讓新聞工作者文責自負。雖然避免官方直接審查，但納粹黨人會引導新聞媒體：“你們不僅應該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也應知道政府正在想什麼，並且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向人們解釋這些內容。我們想要一個願同政府共事的新聞界，正如政府也想同新聞媒體合作一樣。”新聞工作者即使犯下很次要的錯誤都可能立即被解雇，於是形成有效的自我審查體係。
民主德國的傳媒機構屬於國家，新聞工作者的政治背景比專業背景更重要。主管宣傳的部門每周開工作會議，指示哪些東西不準碰。如果你還犯錯，後果就很淒慘。這種自我審查比事先審查有效得多。新聞工作者有著相當低的自我認同：“我們沒有地位，不管是在人民中間，還是在黨的機構中……我們被整個黨的機構看成是筆墨仆人/操刀代筆者（inklackeys），有人會給予他們命令的人。我們沒有被認真對待。人民說我們是國家的宮廷弄臣/小醜（courtfool）。”宣傳的後盾當然是武力，甚至是暴力。有人站出來質疑納粹，挑戰希特勒，結果被捕甚至被殺。政府通過塑造這種氣氛讓老百姓覺得那些人不是因為有良心，而是因為做錯事該受罰，大家乖乖的就不會有事。大部分人明白這個道理後，就任由自己的脊梁被彎曲，並以未感不適的方式為自己的漠然同意辯護。“在彎曲人們的脊梁時，極權主義體係誤解了人性，從而喚起了人類以往的最糟糕一麵，而不是新人最優秀的品質。”
類似柏林牆倒塌的失敗總會發生，比如經濟表現太糟糕，如何讓老百姓陪你一起接受失敗呢？隻能是彎曲現實，讓現實跟隨理論走，而不是讓現實來修正理論。其實，老百姓知道現實是什麼，但他們必須假裝同意。
極權主義國家的民意調查很不靠譜，幾乎所有人百分百擁戴領導集體，全國上下似乎一條心，然而柏林牆拆掉不久，整個國家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轟然倒下。“強迫的忠誠是表麵的，20世紀的強大獨裁政權，因為它們的喧囂與騷動，沒能創造出有能力建立一個千年世俗王國的新人類。借用聖經的隱喻，它們那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根本無法抵抗暴風雨的肆虐。”
（主講梁文道）
《大腦操縱-行銷不能說的秘密》
小心有人竊聽你的大腦
道格拉斯·洛西可夫（DouglasRushkoff，1961-），美國媒體理論家，任教於新學院大學（NewSchoolUniversity）。著有《網絡空間》《媒體病毒》《公司化的生活》等，《大腦操縱》於2002年獲媒介生態協會頒發的麥克盧漢獎。
現代公關的邏輯是有錯一定要承認，接下來就是操縱媒體準確傳播你的訊息。
政治意識形態，日常生活禁忌，潛規則……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在給我們洗腦？廣告。
對於來自商業力量的東西，我們如何對待？有人覺得無可厚非，有人則要求絕對自由，抗拒所有廣告和公關宣傳。在美國等成熟資本主義國家，很多學者在研究如何擺脫商業影響。互聯網一出現，他們振臂歡呼人民將大獲全勝。早期一些理論家甚至粗俗地讓年輕人將牛仔褲剪得破破爛爛，認為這是對抗資本主義的方法，你不按規矩穿就自由了。
這樣理解自由很容易庸俗化，不過仍有人沿著這條路線追溯下去，道格拉斯·洛西可夫就是典範。這位很有影響力的媒體理論家發明了幾個很關鍵的概念，比如“mediavirus”（媒體病毒）就成為病毒式營銷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