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教育不單單是教育學者的事。誰都與教育有切膚的關係的。因為一個人自己曾經受過多少教育，也許正因為他從沒有受過教育，因為他自己有子女要受教育，也許正因為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他也有他對於教育的意見。這種在正統學者看來，不定是淺薄無聊或是離經叛道的意見，有時也許有發表的必要。
像教育一樣，醫學是與我們有切膚的關係的，尤其是在中國。我說尤其是在中國，因為中國是一個極大的微菌生殖園，疫病傳染所。酒樓飯店以及一般人家的廚房裏都聚滿了蒼蠅；胡同裏到處可以做居民的廁所；塵埃在半天飛舞；灑水夫又灑上些糞水。我們生活在這種環境內，隨時隨地，都可以有傳染疾病的機會。我們寫這幾句的時候，就有一個朋友生死莫卜的睡在傳染病醫院裏，他的病是坐街上洋車時一個虱子傳給他的。
我沒有進過醫學校，也從沒有研究過醫道。我所有的就是什麼人都有的候補病的資人格。在醫學者的眼中，我們上次所舉例也許微乎其微，可是在我們候補病人的眼中，就非常可怕了。我是一向對於協和比較有信仰的，朋友們有了病，我曾經勸人進協和。可是我現在怎樣再敢勸人家？
這不是說，西醫靠不住，便應當相信中醫了。不過，中醫固然靠不住，西醫也離開一般人所迷信的西醫萬能還差得遠。在功效方麵，西醫不能全活人，中醫也沒有全殺人，他們的相去，不過五十步與百步，自然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在方法方麵，他們，何嚐很不同？經驗與實驗，並不是絕對相反的。硬把它們分開，未免過於武斷了。為什麼“大黃除實，當歸止痛”？最先也不是一個人的直覺所能發明的，一定也經過了多少的Tialanderror才有這樣的斷定。他們的方法，比起近代的西醫來，自然非常的粗陋，可是他們的方法也是實驗，不僅是經驗，也是理性的判斷，不僅是本能的觸發。他們所缺乏的，就是沒有比較“精密的方法，以分析其錯綜繚亂之現象”。至於一般平常的中醫，自然隻知道墨守舊法。可是一般平常的西醫，又何嚐不是隻知道謹守教科書上的話呢？
說到這裏，我們不免要反對陳先生的“對中醫很想約一般朋友下一個總攻擊”的態度了。我們朋友的裏麵，曾經有過被西醫所認為毫無希望，而一經中醫醫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要是這樣的事情繼續發生，無論如何的攻擊中醫，我想中醫也不至於打倒的。那麼與其攻擊，還不如“充分的研究”一番：也許經了一番科學的探察之後，中國在世界醫學上也會有些微的貢獻。
至於“對人對象”一類話，是陳先生誤會了我的話的結果。
我的意思是說，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是物質。物質的現象是往往可以造的，例如相當成分的輕養二氣可以造成水。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是人類社會。這種現象是大都不容易人力製造的。醫學一方麵是自然科學，一方麵是社會科學，所以我說它是介於二者之間的。
富有科學精神的醫生，遇到了一個疑難之症，便生了好奇心，想把他做些試驗，希望得些新發明。這自然是極好事。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心目中往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發明，而不是病人的病症，病人就成了試驗品，不再是病人了。在有些醫學校裏，窮苦的病人，常常就做了教員演講的模特兒。
上麵所說的，無非是求全的責備。有試驗的精神的，實在還是比較少數的好醫生。平常的醫生，施行手術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在施行的前五分鍾，他也許正想打牌或同太太去看電影，施行後五分鍾，他已經打牌或同太太看電影去了。他們的對於病人，無非是一般商店夥友對於顧客的情形。至於像東交民巷某醫院的某醫生，一接到總統府邀請遊園的電話，便即刻丟了正在施行手術的病人去了；回來之後又把小箝子縫在肚子裏；那真是“喪心病狂”不用說了。
至於“飯碗問題”是毫不要緊的，因為病人對於醫生懷了牢不可破的迷信。信神的求了一個仙方，吃好了是神靈的應驗，吃死了又是命中注定。同樣醫生醫好病是他的手術高明，醫死了又因為病人犯了不治之病症。
說起了“飯碗問題”，我不免又想起了一件事。現在的社會製度是不能造成極健全的人類的。“因為病人是醫生的飯碗”，那麼世界上的疾病絕了跡，醫生們也就沒有飯吃了。醫生們的利害，在現在的製度下，是與我們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絕對的衝突的。在理想的社會中，我想，醫生的進款應當與人們的康健做正比例。他們應當像保險公司一樣，保證他們的顧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應當罰金或賠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