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王朝末期的“福建現象”(3 / 3)

於是,我可以這樣說:王朝末期的福建,不僅擔負著保衛家國的重任,不僅奉獻著物資和兵員,還以它博大的胸懷收攬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地流亡者,這些流亡人士不乏像韓偓、崔道融等詩界名流;同時還收藏和保護了中華傳統文化,並通過它的優秀兒女傳承、推廣、吸納、創新了傳統文化。現代福建人言表的“福建精神”當中,有“海納百川”一句,這可視之為最好的注腳。這一王朝末期的“福建現象”表明,福建人引用林則徐“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話語作為座右銘,還真是貼切到位。

福建民間大批量的建造書院,也是宋代之後、民國以前王朝末期出現的一個現象。

前方戰火紛飛,福建作為後方相對安寧。閩地有豐厚的物質儲備,閩人也善於經商,更重要的是閩人自唐和五代後極其重視教育,於是民間建辦書院的風氣漸生。僅朱熹一人,一生就開辦過各種書院28座,創造了中國曆史上開辦書院之最。宋元明清的福建,福州、泉州、漳州、汀州、興化、建州大小不一的書院比比皆是。福建全省最多時有書院80餘座,書院總數在全國排名第二,僅次於江西。福州影響力最大的是鼇峰書院、鳳池書院、正誼書院、致用書院等“四大書院”。因為有了庠序和書院,以及社學、義學、私塾等,福建的教育蓬勃發展,宋和明清之際的舉人和進士不斷大批量地湧現,成為與江浙齊名的進士大省。

科舉製度進士製度的確立,為國家培養政治文化人才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這是儒家的貢獻,也是儒家的惡癖所在。福建人通過科考而一批批地進入朝廷權力中樞,當從宋代開始。蔡襄進士及第後,從漳州的基層官員幹起,一路官運亨通,最大做到了相當於宰相級別的高官。名震朝野的蔡京,福建莆田人,他的官做得最大時間最長,成為僅次於皇帝的政府權力最大操縱者。連他的兒子蔡蓧成為皇帝宋徽宗女婿(駙馬)後,也權傾朝野。蔡京雖品質惡劣,歹事幹盡,但他精於權術,善邀聖寵,幾次被貶又幾次被皇帝請到朝廷任相,甚至做到了比宰相更高待遇的太師職位。他的為官之道雖充滿邪氣惡癖,但很適合封建專製之“宮廷遊戲規則”。他的書法很好,詩文也寫得很有水準,隻是他的聲名太臭,沒人為他樹碑立傳。

由於朝廷高官福建晉江人曾公亮的出現,閩人在朝廷很是輝煌了一陣。曾公亮的父親曾會,官至刑部郎中。他自己從會稽郡守做起,官至樞密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曾公亮為官正直,敢作敢為,在外族入侵的時代背景下,力主抗擊外敵,保衛疆土。他與丁度應皇帝指示編撰《武經總要》,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官方編纂的軍事科學百科全書。他的兒子曾孝寬,孫子曾懷、曾從龍等也位極人臣,一門曾氏出了4位宰相,1位狀元,被世人稱譽為“曾半朝”或“一門四相”。曾公亮還很重視培養福建籍官員,帶出了一大批閩籍人士在京城做官。朝廷幾乎有“閩派”一說。這在政治上不一定是什麼好事。但它表明,福建人通過科考確實考出去一大批社科精英,成為那個時代的社會棟梁,頑強地支撐著宋之半壁江山。

楊億、柳永、蔡襄、蘇頌、鄭樵、李綱、張元幹、真德秀、劉克莊、嚴羽、劉子翬、葉紹翁、朱熹……一個名字就是宋代天空一顆閃亮的星座,它的輝煌不僅閃耀在當時,甚至光耀千秋萬世!如果再加上到福建做官的大文豪曾鞏、辛棄疾、陸遊……幾乎大半個宋代的“文曲星”都下凡在福建,福建不僅成為文人騷客風雲際會之地,而且它的光耀彌漫在整個華夏……

大凡有思想有才氣的人,都有些怪異。明末的福建晉江人李贄是這樣,此前五代時的福建泉州人譚峭也是這樣。

譚峭,字景升,道號紫宵真人,出身富豪,官家子弟,父親譚誅官至國子監司業。他自幼聰明智慧,博聞廣學,才華橫溢,水平學問在常人之上。但是此人生性喜歡自由,性格奇特,個性張揚,淡泊功名富貴,而好黃老之術。父親逼他科考做官,他堅決不從,被鄉人扣上“不孝”和“傻癡”罵名。他無法忍受而離開父親離開家鄉。他選擇了遊曆和自學的艱辛道路。他行走的異常艱苦卻也異常自由開心。他遊走了北方的華山、泰山等諸多名山,也行走到南方的名山大川和福建的諸多寺院,他目睹了沿途太多的社會動蕩和弊端,也體驗到無數民間的疾苦和悲涼,於是看破紅塵,步入嵩山做了一名道士。他在這裏潛心研讀著述,尤其對黃老諸子及《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茅君列仙內傳》等道書頗有研究,寫下了名著《化書》,16卷,共100章,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麵有獨特創見,是一部他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思想學術名著。

譚峭的學術思想主要是“道”,他對“道”的解釋主要是“虛”、“無”,這與道家先祖老莊之“虛”以及“黃老”之“無”,乃是一脈相承的。他在哲學上提出世界起源於“虛”的觀點,認為“虛”是世間一切的本源,“虛化神,神化氣,氣華形”,而後又複於“虛”的循環論和唯心論宇宙觀,但他關於“萬物皆化”的哲學思想,又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也是先人“為”的理論深化。他結合他那個動蕩的年代特征,在政治上對“虛”、“無”的闡述是:“虛靜”和“無為”,屬於安平年代,政府“無不為”則會加重民眾負擔,甚至造成嚴重的災難。最好是政府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化”就是通過政府(人)的努力,一切事物都可能轉化、化解、融化。在五代社會政治動蕩不安的現實中,政府應當擔負起保護民眾生命安危的責任。而當朝者隻是保護富貴士族皇室,置老百姓利益於不顧,社會焉能安定?在思想感情上,譚峭同情民眾疾苦,認為“官逼民反”是一種普遍的朝代末期社會現象,隻要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居無定所,耕無田地,沒了活路,就一定會被迫著走上舉旗起義推翻政府的道路。政府隻有不斷付給民眾利益,創造各種機會讓老百姓耕有其田,基本溫飽,才能化解各種矛盾,使民眾才不至於走到政府的對立麵。在探究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時,譚峭吸納了孟子關於“民本”的思想和老子關於“均貧富”的理念,引用前人“不患貧,而患不均”的說辭,指出社會不公平,即“食不均”,是造成社會動蕩或者引起民眾不滿的根本原因。政府管理最大的難度,就是從根本上調整官府與百姓的利益關係,做到“與民讓利”,而不是“與民爭利”。在根除社會動蕩,保持社會穩定方麵,譚峭也提出了治理的一些見解。他認為,“均食”和“尚儉”是一劑良方,政府如能做到“均其食者,則天下可治”,而要做到“均其食”,官僚階層就必須做到“尚儉”。“尚儉”首先要從國君做起,國君若能勤儉節約,“均其衣,讓其食”,甚至自食其力,則天下自然太平。

應當說,譚峭從思想政治和哲學的角度提出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消除社會動蕩的水平高度,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場,提出了底層社會民眾的利益訴求,表述了社會底層民眾的心聲,為勞苦大眾的苦難和悲涼發出了正義的呐喊,具有相當積極的社會進步意義。

南宋時期“閩學”的興起,標誌著福建在古代所達到的學術思想之最高度,也從思想學術的角度再次表明,王朝末期,福建不僅是政治軍事的抗擊陣地,是文化的守護保衛之地,也是思想學術的發展之地。“閩學”發端於史稱“海濱四先生”的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他們都是福州人。他們主要的貢獻是比較係統完整地對我國傳統哲學、曆史、文學進行梳理和分類,提出有自己獨立見解的哲學觀、史學觀和文學觀。他們的學說後來被閩北的胡安國、胡寅、胡寧、胡宏、胡憲等“胡氏五賢”吸納後,進行改造創新,從而真正成為在全國產生影響的獨立於他人的學術流派。朱熹的出現,如橫空出世,響徹寰宇。他是“閩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參與和貢獻,使得閩學如日中天,光耀萬丈。朱熹的更大成就當然在“理學”,這使他站在了全國的思想學術界高度,成為自宋以後的中國古代社會中無人可以望其項背的學術巨儒,影響廣泛而深遠。

朱熹的學術成就和思想理論被後人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或指導思想,有一個被廣泛宣傳和推介的過程,最得力地執行這項任務的便是南宋中後期活躍在文化學術界的福建浦城人真德秀。真德秀是朱熹之後最有名望的理學大師,他完整而全麵地繼承了朱熹的理學思想,他背負著朱熹的所有學術思想行走天下,最後走進了皇宮,對帝王們進行宣讀和講解。正是有了真德秀等一批理學大師的奔走推廣,皇室才漸漸吸納了朱熹的理學思想,進而將之作為皇家治理天下統禦百姓的正宗理論。

元朝雖說是蒙古人統治,但漢文化依然是這個國家的正宗,“閩學”在全國依然蓬勃旺盛。作為元詩四大家之一的楊載,於延祐二年(1315年)進士及第後,便被授予承務郎,又遷儒林郎等官職,他全麵承襲了朱熹的思想理論,也效法真德秀的做法,不斷推介朱熹理學,為鞏固朱子理學在官方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不遺餘力。浦城是個很不起眼的山城,除了豔麗的山光水色很難再找出讓人誇耀的其他東西。然而就是這個小小山城,卻奇跡般地跳蕩出像楊億、真德秀、楊載等一批文學(文化)大師,如果再加上此前在這裏做官的大文豪江淹,可謂群星燦爛。楊載的詩作,既有盛唐諸大家的遺風,又有他那個時代的特色,視野開闊,文辭綺麗,思蘊深厚,聲律圓潤工整,起承轉合精當,讀來韻味無窮。

老君台上涼如水,坐看冰輪轉二更。

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

蛟龍並起承金榜,鸞鳳雙飛載玉笙。

不信弱流三萬裏,此身今昔到蓬萊。

讀楊載這首七律代表作,不難體味其中盛唐大家的風範,也可感悟到詩中的綺麗和工整。楊載之外的另三家是虞集、範悙、揭傒斯。他們的詩名已被永載文學史冊。

楊載之後的元代,閩人在思想理論和學術界的影響力日漸式微。麵對朝廷高官的腐敗和政治的不斷昏暗,一些“閩學”領軍人物如建陽的熊禾、寧德的陳普、閩縣(今閩侯)的吳海等,秉承朱熹的民族氣節論,不願到朝廷做官,不願與統禦集團為伍。他們隱居山野,潛心研讀著述,對當朝統治者多有批判,又一次佐證了王朝末期學術思想界的“福建現象”。

到了明朝中末期,李贄的出現,對中國的思想學術界乃至朝廷都是一個重大衝擊。他閃耀著叛逆的思想,如夜空中一盞明燈,不但攪得思想界學術界的大師、泰鬥們睡不好覺,甚至搞得當朝高官們也心緒不寧,以至於當局不得不對他采取捕獲、關押的鎮壓措施,企圖從思想和肉體的雙向對他進行剿滅。

林則徐和嚴複的出現,再次表明,“福建現象”在這個王朝末期顯現,已經不是思想和學術研討問題,而是國民自我改造、自我實踐問題。林則徐的軍事防禦思想和“放眼看世界”思想,以及“裕國足民”的理念,既是指導他那個時代的進步、衛國、富民之理論,也為後繼者踐行衛國富民提供了參照。嚴複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他的強民富國思想已不斷被後來者踐行和刷新。如果少了林則徐和嚴複,中國近代史的走向和“禦敵衛國”、“強民富國”之曆史,還不知怎樣改寫。

“福建節慶文化源遠流長。中原移民帶來了漢民族傳統節日習俗,又不斷融進八閩古越族節慶習俗以及不同地域、村落方言文化等,構成了各地不同節日和習俗,使得福建節慶有著更加豐富、獨特的文化內涵。”當我很專注地讀到《福建節慶習俗》(海峽文藝出版社)開頭的這段話時,我又一次自信地悟到:福建民俗文化的源頭來自中原,福建民俗文化的底蘊也在中原,但經過幾百上千年在福建的流行演變,已經“閩化”。以除夕為例,北方人除夕主要吃餃子,福建人幾乎除夕都要炒上幾大盤或十幾盤上好的美味佳肴,以表豐盛喜慶。北方人年三十晚有守歲習俗,福建人對此已然淡漠,幾乎不怎麼守歲。來自中原地區的客家人保留慶豐年遊大龍的習俗,而閩北有些地方則以古老的祭祀活動展開,跳起巫術色彩頗濃的儺戲。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說福建是民族習俗最多最雜的省份,毫不誇張。中原的習俗,在福建落腳與流行;閩越人的習俗依然傳承和延續,這就形成了福建民俗繁多的格局。這也從民俗文化的視角再一次表明王朝末期“福建現象”的成立。北方流徙而來的外鄉人,不僅在閩地守護族種的繁衍,也將民俗節慶延續到了今天。

福州的蓋山,是一個相當繁華的鄉村。這裏的鄉民早已步入小康,幾乎家家戶戶都成立企業或做買賣,最差的也以出租房屋為生。鄉民在每年初春或仲夏都有做“伴擔”的習俗。據說,這項民事慶典活動早在清朝就已遍及侯官(大福州)整個地區,為的是祈禱豐年或慶祝豐年。蓋山鄉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祭祀慶典活動的舞龍表演與眾不同。我曾經參加過一次這裏的節慶活動,觀看過這裏的舞龍民俗,與他地的區別在於:龍頭的製作不同,表演的招式有異。蓋山人製作的龍頭龐大、神威、霸氣,顯現出王者至尊的雄揚氣韻。蓋山人表演的招式比較隆重誇張,腿腳長中帶短,手勢柔中有剛。我曾經問及當地的鄭書記,才知道,他們的舞龍源於皇宮。據傳,明朝末年,清軍的鐵蹄由北往南馳騁,大明的皇親國戚因崇禎皇帝自殺而早就跑得無影無蹤。一位鄭姓人家,原在皇宮專為朝廷舞龍,他由京城逃到了福建,就落腳在福州的蓋山,他雖隱姓埋名,卻難以割斷自己幾十年形成的舞龍情結。他和家人聯絡起當地百姓,製作了由皇宮學來的龍頭技藝和舞龍技術,從此,大明皇宮的舞龍隊伍在蓋山隱約現身,又經過一代代心口相傳,便傳承到了今天……

蓋山的舞龍民俗文化,僅僅是中原(皇室)文化“閩化”的一個縮影。這樣的傳承在福建比比皆是。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從中原流傳到福建後,早已成為福建人必過的傳統節日。

福建人還擁有自己的許多傳統特色節日。流行於福州、寧德、三明一帶的“拗九節”,定在每年的農曆正月二十九過。拗九節又稱孝順節,“拗”是不順的意思,鄉民們取相反之意,延續為孝順長輩之俗,於是就過起這樣一個節日。晚輩要煮好有紅糖、糯米、花生、紅棗、桂圓、蓮子等東西混合而成的稀粥,端給長輩吃,為驅寒,也為孝敬。二月二,福鼎佘族則有“會親節”的習俗,白日拜會親友,夜間則手提魚燈、兔燈、雞燈、豬燈、壽桃燈、蓮花燈等,魚貫穿行閩浙地區的各個佘族村落,互相串訪。鞭炮齊鳴,鑼鼓喧天,熱鬧非凡。在福建莆田,“媽祖文化節”盛大上演,一直延續至今。

福建的民俗文化常與信仰宗教文化結緣。最典型的是媽祖。媽祖被稱為“海上女神”,是沿海一帶海上漁民的保護神。據說,全世界媽祖信眾已有2億,“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媽祖”,每年農曆三月三媽祖誕辰日,世界各地尤其是台灣媽祖信眾從四麵八方雲集莆田湄洲媽祖祖地,燒香敬花,叩頭拜祭,念誦祈文,人潮湧動,鳴鑼放炮,鼓聲喧天,載歌載舞,那熱烈喜慶的場麵,幾乎創造了民間民俗活動之最。2009年,海峽兩岸共同將“媽祖文化”申遺,已成功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進“世界非物資文化遺產名錄”。與媽祖同樣有影響力的是被稱為“臨水娘娘”的陳靖姑,她是婦女,尤其是產婦的保護神。她出生在福州倉山,後嫁於福建古田。據說,她專門保護那些生育發生問題的婦女安全將孩子生出,故而在福州地區民間有著廣泛影響。她在海內外的信眾也有8000萬。每年3月8日婦女節前後,世界各地的信眾都組團到福州或古田陳靖姑祖廟進香拜祭,祈求“臨水娘娘”護佑。

“保生大帝”的故事在閩南地區廣為流傳。他原名吳夲,是個宋代名醫,為當地百姓治愈過病傷殘患者無數,民間百姓稱他為“大道公”或“神醫大道公”。他為民治病、舍己救人的故事在民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子民,民間不惜血本傾力傾資為他建廟祭祀。2010年中央電視台電視劇頻道專門播放了由海峽兩岸電視文化機構拍攝製作的長篇電視連續劇《神醫大道公》,對這位閩南先賢的業績給予了充分展示,在海峽兩岸引起強烈反響。

在漳州地區,人們還祭祀功勳卓著的“開漳聖王”陳元光。閩南人和台灣人先後為他建造“威惠王廟宇”70餘座,每年焚香供果祭祀的鄉民不計其數。而在福州和泉州、台灣地區,祭拜閩王王審知的信眾也不少,加上東山人祭祀關帝,閩台兩地超過千萬的人們躍進了凡人神祇化的民俗文化祭祀活動之中。這,或可視之為善良厚道的福建人在信仰情懷下生成的一種獨特民俗文化現象。

政府組織和政府官員對於民間信俗文化的介入,體現了現代官員的民間傾向和人文關懷。於是民俗信仰文化的內涵得以深化,外延得以擴展,品位得以提升。這類活動的一大亮點是政府借助民間信俗文化搭台而讓地方經濟登台唱戲。媽祖文化節、陳靖姑文化節、保生大帝文化節、關帝文化節……相繼形成文化經濟產業鏈,一方麵豐富了節日慶典的內容,擴大了慶典規模,另一方麵也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帶動了旅遊業、餐飲業、旅館業、交通物流業、服裝業的初步繁榮。

福建各地民間舞台上的表演,豐富多彩,繁花似錦,異彩紛呈。

福建的戲劇,種類之多達25種,據說在全國排名第二,比排名第一的山西略少一兩種。福建戲劇的傳統劇目十分豐富,多達17000多個,為全國之冠。

福州本土有曆史悠久的閩劇、伬唱、評話、十番,流行於福州方言地區。早年,電視還不普及的時候,在於山上,在街巷裏,在村莊邊,我時常聽到或看到福州老人唱閩劇,唱伬唱,有板有眼地講評話,雖然不怎麼聽得懂,卻也被舞台上表演者的真情所感動。最讓人喜愛的是十番,因其用笛子、管、笙、椰胡、雲鑼、木魚、擅板、大小鑼、大小鈸、清鼓共10種民族樂器反複演奏,故叫十番。藝人們可以坐在狹窄的板凳上一兩個小時,不停地演奏出各種曲目,聽了讓人心醉。閩劇的表演也是十分精彩的。劇中人一招一式的動作表演和唱腔設計,也都有講究。據說,閩劇在現代年輕人當中得以廣泛傳承,有一批年輕人經刻苦學習,閩劇藝術已達到嫻熟的表演水準,不少人成為國家戲劇界“梅花獎”得主。他們的演藝舞台和市場在遼闊的鄉村。那裏的福州鄉民,每逢節慶,或遇紅白喜事,或孩子考上大學,或企業開張……總要邀請閩劇團到他們的村子裏出演一場或數場,全鄉鎮或全村子的老百姓一道喜慶熱鬧一下,以抒胸中塊壘……那種熱烈、那種愜意、那種痛快、那種酣暢,似乎很難用文雅的字眼表達。

這或許是戲曲同鄉民的感情融合後所產生的精神文化現象。我想,戲曲生命的延續傳承,當與之相關。

福建人在戲劇音樂方麵,不僅顯示出超強的收藏能力,而且具有偉大的創造力。

流行於福建薌江流域和廈門等閩南方言區以及台灣省及東南亞華僑區域的薌劇,是福建人獨創的一個劇種。現代有一種說法,薌劇是閩台兩地共同創造的。其實不然。薌劇產生於明末清初,那時台灣屬於福建的一部分。福建巡撫(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行使的行政權力包括台灣地區。台灣建省是在清末劉銘傳主政台灣之後,仍叫“福建台灣省”。當時,鄭成功收複台灣,他請來閩南的民間藝人到台灣唱戲,於是錦歌得以傳入台灣。後來這些藝人在錦歌的基礎上吸收了東鼓、采茶等民間小調和弋陽腔、梨園、高甲、京戲等表演藝術,由清唱形式發展為獨具特色的劇種——歌仔戲,也就是薌劇,成為與閩劇、莆仙戲、梨園戲、高甲戲、木偶戲齊名的福建六大劇種之一。

尤其值得一說的是南音,它流行於閩南和廣東的潮汕、海陸寧以及台灣、香港和東南亞華僑居住區。南音被稱為中國音樂的“活化石”,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曲種之一,肇始於五代,形成於宋代。王審知主閩期間,帶來了中原文化,也帶來了中原音樂。閩人吸納了這些傳統優秀文化和音樂。隨著戰亂的頻發,中原和黃河、長江流域的先民因戰火而不僅被燒去人種肉體生命,也燒去部分文化和音樂。所幸的是,在地域不大的閩南特別是泉州,由於南音的代代傳承,依然保留了大量漢唐時期的古曲和宋元詞曲,以及宋元南戲劇目的唱段和聲腔特色。曆史學家將此稱為“唐宋遺音”。清朝康熙年間,南音藝人吳誌等五位泉州人專程進京為康熙皇帝演唱南音,受到康熙讚賞,敕封“禦前清客,五少芳賢”,並賜予曲柄涼傘、金絲宮燈等,南音因此名聲大振,廣泛流傳,至今不絕。我曾有幸多次聆聽過晉江、石獅等地的民間藝術家唱過南音,那幽雅哀怨、如泣如訴的聲樂,清清朗朗,纏纏綿綿,繞梁三日,至今還在耳邊回響!

流行於古代興化府的莆仙戲,是在中國古代“百戲”的基礎上,吸收北方雜劇和南宋溫州南戲的表演藝術,融合元末明初的村坊小曲、裏巷歌謠、民間音樂、宋元詞曲和大曲等為一爐而形成的戲種。幾百年來常演不衰,其名劇《春草闖堂》還獲得國家戲劇大獎。“莆仙戲表演藝術古樸優雅,身段、台步、手勢等都有特殊的程式,不少動作受到木偶戲的影響。在唱腔上,保留了大量宋元南戲的遺響,不少曲牌與南戲曲牌相同。傳統伴奏樂器以鑼、鼓、吹為主。傳統劇目十分豐富,多達5000多個,8000多本,居全國之首。其中保留宋元南戲原貌或故事情節基本類似的劇目還有80多個,題材十分廣泛。”(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史綱》)

流行於廈門、泉州、漳州和台灣地區的梨園戲,在海外東南亞華僑居住地也有廣泛的影響。梨園戲和莆仙戲,以及流行於泉州和仙遊交界地區(包括部分台灣地區)影響力不是很大的“北管”,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王朝末期,因戰亂而北人南移,當他們流落到福建才發現這是個安詳之地,於是在帶來中原文化中原技藝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戲劇音樂。當地的藝人以博大的胸懷包容了這些人的生產就業,讓他們開墾或種植,也同時包容和吸納了他們的先進優美的戲劇音樂元素,融入了當地居民生活的北人和包容了北人的當地居民,他們朝夕相處研磨切磋傾心交流,也就流出了像梨園戲、莆仙戲一類的優秀戲劇。這是漢民之大幸,也是中國戲劇之大幸。頗有眼光的福建人,再一次以恢弘廣博的胸懷吸納異地戲劇之精華,鍛造出優秀的福建地方戲劇,為中國古代戲劇的薪火傳承再立功業!

收藏戲劇戲曲音樂器樂,就是收藏文化,收藏曆史,收藏精神,收藏大漢民族的瑰寶、精華、根脈。這種收藏的民間性、廣泛性、普世性、精英性、古典性表明:中華戲曲文化的源頭在中原,流向在南方,館藏卻在福建,部分支流已浸潤在台港澳和東南亞的福建籍人士血液之中。他們以心口相傳的方式,將戲曲、音樂、文化與生命捆綁在一起。隻要閩人還在,戲曲音樂就永遠不會斷根!

當疲憊於高漲洶烈而豪華雜鬧的現代流行音樂之時,就到文化底蘊厚重的古典音樂戲曲的港灣裏棲息吧,那裏或許可以尋找到別樣的音符旋律和斑斕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