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士恩。
願為君歌千裏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複生，就是譚嗣同。林旭同譚嗣同交往很深，交情更深。他給譚嗣同寫詩，不僅想傳達“慷慨難酬國士恩”的情感，更對“戊戌變法”的失敗進行反思。本詩首句“青蒲”典出《漢書》卷82《史丹傳》，原指忠臣匍匐在青蒲團上強諫軍國大事，這裏指譚嗣同和林旭等變法人士失敗而無力回天。詩中的“千裏草”，是“董”字的拆字，暗指當時董福祥的部隊。在變法維新的關鍵時刻，譚嗣同和林旭都主張通過皇帝之手，借助軍隊力量軟禁慈禧太後，以解太後掣肘變法之害。但林旭和譚嗣同在利用武人和軍隊問題上意見不一，林旭主張借用提督董福祥的部隊，而譚嗣同則主張求助於袁世凱的部隊，理由是袁世凱更傾向於維新變法，結果袁世凱口是心非，出賣維新黨人，招致變法失敗。詩的最末一句“本初”，是三國時袁紹的字，此處借指袁世凱，由於袁世凱的出賣，慈禧太後先下手為強，反將皇帝和維新變法人士囚禁。最後，“戊戌六君子”被清廷綁上北京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血濺京城……
如果說，23歲的林旭實在死得太年輕，那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排在首位的方聲洞，福建閩侯人，參加黃興領導的廣州起義，犧牲時年僅25歲。他死前給父親寫的絕命書《稟父書》蕩氣回腸，催人淚下。另一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福州人林覺民，犧牲時也隻有24歲。林覺民的《與妻書》名揚四海，什麼時候讀，什麼時候都會很感動！林覺民的故事早被廣泛傳播，後又搬上銀幕，我這裏不再贅述。其後的“左聯五烈士”之一的福州人胡也頻，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上海龍華時，也才28歲。他們都是年輕的充滿活力的鮮活生命，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才，卻因為反對專製統治、追求革命進步，他們都獻出了寶貴的年輕生命。他們的事跡如日月之輝，光耀萬丈，可歌可泣，永載史冊！
國民黨統治的時代，中國大地東南西北幾乎天天都在打仗或談判。戰爭的煙雲從來就沒有散去過。上海“一·二八事變”後，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19路軍因在事變中堅持抗戰而被蔣介石驅趕到閩贛前線“剿共”，他們與紅軍作戰接連失敗，這才認識到內戰沒有出路。他們的首領於是調轉槍口，決定聯合共產黨走反蔣抗日的道路。他們很快和中共代表在瑞金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於是以李濟深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統稱“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誕生。這個史稱“福建事變”的大舉動，給蔣介石政治集團予以沉重打擊。這個中間政治軍事勢力建立的反蔣抗日政權，獲得百姓一片歡呼。蔣介石氣勢洶洶地派重兵鎮壓，19路軍頑強戰鬥，終因兵力微薄而戰敗，存在數月的“福建人民政府”遂於1934年1月宣告解體。這一次的反蔣抗日震驚中外，也在福建的曆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筆！
靠中間勢力是難以奪取革命勝利的。福建的共產黨人明曉此理。閩西人鄧子恢、張鼎丞領導的風潮和暴動，是福建本土共產黨人組織的最大最有影響的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工農革命武裝鬥爭。後來閩南人葉飛領導的閩東革命武裝鬥爭，也給敵寇以重創。在這前後，一批聲名顯赫的共產黨領袖人物相繼進入福建。陳潭秋，中共一大代表，到福建任省委書記。他帶領並不很多的工農子弟，擔負著完成為前線將士提供物資保障的任務。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紅軍領袖方誌敏，帶領紅軍沿著武夷山脈往東南方向移動，打到了山林深僻、峻嶺高峭的崇安（今武夷山），橫掃敵匪，解放了閩北一角，建立起又一塊紅色武裝根據地。
據史料記載，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五六年間，一大批中共領袖和紅軍高級將領頻繁在八閩活動。周恩來、瞿秋白、葉挺、惲代英、劉少奇、陳潭秋、方誌敏、何叔衡、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劉伯堅、滕代遠、葉劍英、陳毅、聶榮臻、林彪、劉伯承、羅榮桓等，先後在這裏征戰或從事革命活動。其中劉少奇、陳潭秋、方誌敏、彭德懷、葉劍英等還在福建任過職，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福建黨和軍隊的重要領導人。僅僅一個小小的建寧縣，就有8位共和國的元帥帶兵到這裏征戰過。
隨著朱毛領導的中央紅軍不斷開創工農武裝割據和擴大根據地，閩西已和贛南一樣，成為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中心。毛澤東七次入閩，走過大半個福建。他在《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裏這樣寫道：“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朱毛紅軍於1931年5月16日從江西吉安一路往西南方向打去，打到福建建寧是31日，正好15天，這就是“七百裏驅十五日”的出處。建寧國民黨守軍劉和鼎一個師的兵力，被朱毛率領的一萬多紅軍全殲，正所謂“橫掃千軍如卷席”。毛澤東和朱德居住在建寧溪口一棟三層樓的紅房子中，這棟樓原為天主教堂。紅軍拿下建寧後，指揮機關就設在這裏。樓房邊上有一個較小的防空洞，據說是當年朱毛首長為躲敵機轟炸而帶領士兵們開挖的。
建寧山清水秀，連綿起伏的群山一片青綠。建寧蓮子中外聞名，在明朝就已是皇室貢品，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專門寫到過“建蓮”。當時建寧城關的西門之白蓮，為蓮中上品。六七月間，這裏的99口蓮塘荷花盛開，姹紫嫣紅，豔麗飄香。毛澤東路過西門，看見蓮農們在勞作耕耘，便也脫下鞋子，卷起褲腿，下到蓮田，同農民一道勞動。他下的這口蓮田，當時並沒有栽種蓮蓬，農民們下田開挖，就是想挖深擴展後，再把荷蓮種下。這樣一來，毛澤東參加勞動的蓮塘，正好是第100口。許多年後，毛澤東到建寧蓮塘勞動成了一個動人的傳說，“百口蓮塘”的故事也因此被建寧鄉親一再傳揚。
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
毛澤東的這首《如夢令·元旦》，是他在閩地指揮軍事戰鬥後寫下的另一佳作。寧化、清流、歸化（今福建明溪縣），均屬三明地區，也是紅色老區。這些縣和建寧一樣，當年均為中央蘇區縣，是響當當的紅色革命根據地。第5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轉移長征，最先出發的就是寧化的紅軍。這些蘇區縣，包括整個閩西蘇區，當年人口都不多，卻每個縣貢獻了成千上萬的子弟上前線當紅軍，最多的寧化縣，當地青年因擴紅而參加紅軍的達2萬餘人。廣昌保衛戰，閩籍紅軍犧牲無數。紅軍長征，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沒有來得及爬雪山過草地，就在此前發生的“湘江戰役”中，血濺沙場，悲壯犧牲，獻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
這段無比悲壯的曆史再次表明：福建在王朝末期即革命勝利的前夕，付出和獻身似乎成為規律性現象。
六
我才識淺陋，所閱讀的名家書籍也很有限。但是我崇拜像林語堂、胡也頻、鄭振鐸、鄒韜奮、鬱達夫、黎烈文這樣的文學大師。
“左聯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頻，福州人，在他20來歲流落北京街頭的時候，就開始發表小說、短文和譯著，後又任《京報》副刊和《民眾文藝周刊》編輯，1928年到上海主編《中央日報》副刊《紅與黑》，不久又與沈從文合編《紅黑》和《人間》月刊，在文化藝術界成為一匹青年黑馬。尤其他同著名女作家丁玲結婚，更成為轟動一時的美談。當他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被選為執行委員，並以“左聯”選出的代表資格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由於他從事革命文化活動而被捕，在獄中表現得堅貞不屈，最後被敵人殺害。在他短暫的生命歲月裏，就有7年從事文學創作，留下詩歌89首，短篇小說77篇，中篇小說1部，長篇小說2部，劇本9部，出版有《胡也頻選集》、《胡也頻小說選》。
我曾經帶著仰慕的心情走進漳州第一中學，我沒有發現這裏的奇特之處。但是這裏確實走出過大詩人和文學翻譯家楊騷。五四運動後，漳州人楊騷進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文科學習，一年後就到新加坡道南學校任教，從事詩歌創作。兩年後，他回到上海，專事譯著，與魯迅結交後不斷在《奔流》、《語絲》、《北新》等刊物上發表作品。1930年2月楊騷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負責詩歌組，先後譯成《鐵流》、《十月》、《沒有錢的猶太人》等名著。1932年9月，他與也是福建人的詩人蒲風共同發起成立中國詩歌會，主張創作現實主義新詩，得到很多青年詩人的呼應。1936年，楊騷參加發起成立中國文藝作家協會，響應周揚的號召倡導國防文學。1937年底，為了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進行文學創作和抗日宣傳，楊騷回到福建故鄉，在福州從事文化活動，任福建省政府公報室編輯，與鬱達夫等創辦《小民報》，參加組織文藝界抗日救亡活動，任常務理事、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編輯出版《文救周刊》。有許多福建籍作家在這個王朝末期，並未到福建從事文學或文化活動，但楊騷不同，他回來了，且積極的深度地介入文學創作和當地的文化救亡運動，為此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後來，是周恩來根據需要，點名指示他到新加坡，應愛國華僑陳嘉庚之聘主編南洋閩僑總會刊物《閩僑》（半月刊），他這才離開了福建。
黎烈文雖是湖南人，但他在20世紀30年代專門到福建進行抗日文化活動。1932年他在取得巴黎大學研究院文學碩士學位後回到國內，在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任主編，在魯迅支持下曾對《自由談》進行改革，大量發表抨擊時弊的雜文，於兩年後被迫辭職。他便與魯迅等組織譯文社，出版《譯文叢刊》；主編《中流》雜誌，進行廣泛的抗日宣傳；又與巴金共同起草《中國文藝工作宣言》。按說，他與福建沒有太大關係。然而，王朝末期種種現象一旦顯露，很多事情就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黎烈文過於激烈的反對當局反對日寇的革命文化行徑，遭到當局的強烈不滿。很快，他就成了敵寇的逮捕對象。他必須尋找一個相對安生的地方，繼續從事他的革命文化活動。這樣，他選擇了相對安寧的邊地福建。他於1939年到永安組建改進出版社，親任社長兼發行人。主編《改進》（半月刊）、《現代文藝》（月刊），邀請文壇名將王西彥、章靳以等先後主編《現代文藝》，盧茅居、趙家欣主編《現代青年》，許粵華、郭風主編《現代兒童》，並約請全國享有盛名的學者和作家如馬寅初、王亞南等數十人為上述刊物撰稿，同時出版他們的各種譯著，在全國乃至海外思想文化藝術界和廣大民眾中產生廣泛影響。不久，由於樹大招風的原因，黎烈文又被國民黨當局盯上，對他和一批撰稿人進行威脅。他無所畏懼，但一批撰稿人紛紛離去，他的遠大抱負和愛國熱情受到強烈打擊，於是非常悲涼地離開福建，去了台灣。
林語堂是福建平和縣人。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其文學成就可與茅盾、鬱達夫媲美。他的長篇小說《紅牡丹》，故事是清末民初發生在京津都市，主題是女性思想變革、觀念更新，特別是新女性性解放的，字裏行間透散著濃烈的反封建色彩。書中有一段情節寫的是福州台江碼頭的。可見，福建故鄉，在林語堂的心目中頗占位置。他是他那個時代為數極少用漢、英雙語寫作且成就極高的大家。他的長篇巨著《京華煙雲》，已成文學名著，達到福建籍小說家有史以來最高成就，至今閩籍作家無出其右。他有較長一段時間在廈門從事教育和文學事業，曾任廈門大學文學科長，相當於今天大學中的文學院長。他主持廈大文學係時，邀請了很多文化名人前來講學。魯迅先生就是林語堂請到廈大當文學係副教授的。廈大後來有那麼大的名氣，固然同陳嘉庚分不開，但是如果沒有魯迅先生和林語堂先生的加盟，肯定失色不少。
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教書，他始終沒有忘卻他是個思想者。他通過授課傳播知識，更在講解課文時滲透他的思想。他還多次外出作演講。因為魯迅先生的名氣大，故而他每次演講，都雲集無數的聽眾，不光是學生，還有社會青年和工農大眾。2011年，正好是魯迅先生誕辰130周年，我寫下《魯迅》一詩，表達我對這位先賢的紀念和崇敬之情。
魯迅雕塑了一種形象
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形象
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形象
吃進去的是草
流出來的是血的形象
毫無奴顏婢膝的形象
冷峻無情卻充滿溫馨的形象
魯迅不時地刀尖舔血
常常腹背受敵
一個人在殘陽古道上蝺蝺獨行
靈魂於焦灼般的煎熬中遊冥
在獨孤求獨的獨語中精神放逐
定格的圖影
是木刻似的寒酷
魯迅在反正中艱難地生活
痛斥靈魂時充滿大愛
拯救生命時飽含激情
對同胞的救贖使用精神手術刀
對青年的呼喊培植勝於親人
在徘徊中獨肩荷戟
在單打獨鬥時又不忘身後民族
明明在黑暗中無路可走
卻硬要在荒野裏闖出一條生路
麵對漫漫黑夜的文化語境
卻大聲“呐喊”難以見到的光明
一生靠文字生存
又默默地在方塊般厚重的漢字裏療傷刮毒
魯迅是一麵鏡子
無法躲閃人照人羞的鏡子
魯迅是一麵旗幟
他既是旗手又是戰士
自己吹響衝鋒號自己衝鋒陷陣
並不需要他人策應與助戰
魯迅是一根針
用漢字鑄成的尖刻的針
將你刺激後還將你刺痛
讓你在慘礪和鮮血麵前醒悟自覺
魯迅是一個密碼
國人覺醒與獨立的密碼
昏沉麻木和愚昧無知
以及缺鈣的軟弱和奴性
全在他這裏解密
魯迅並不可愛
他為何要道出“吃人”的文化曆史真相
說透讀書人病魔纏身的真實
用赤裸裸血淋淋的方式
將先人的病灶撕裂給人看
叫精神遊曆者懷惴悲憫情懷
汩汩熱血不息湧流
魯迅並不偉大
他也就對黑暗權勢敢說一個“不”字
對“革命”和“起義”產生質疑
在悲劇不斷上演的慘淡人生中
確認自身的奴隸地位
為爭取“人”的獨立和“做人資格”奔走呼號
魯迅更不是神
他沒有億萬匍匐在地禱告祈求的信眾
他的論敵對他無情殺伐
僅有的幾個學生或文友被“同誌”打壓
後世有些年輕人甚至對他譏諷咒罵
魯迅隻是一個符號
精神現象的符號
符號裏隱藏著華夏民族文化傳承的信息
誰若想清醒認識這個民族
必然走入這個符號裏探秘
閱讀魯迅
不是閱讀纏綿與嬌豔
雖然先生的“野草”裏藏有嬌豔
讀魯迅是在痛苦裏體味快感
讀魯迅是在黑暗中尋找光亮
讀魯迅是在屈辱中探測堅強
在國人病體的細菌殺滅時
探究文化自覺的良方
閱讀魯迅
未必讀出幸福和陽光
他書中埋著太多的民族痼疾
讓你在憂鬱悲涼的歎息時自藥自療
在滾出一身大汗後痛快高叫
為了民族崛起大膽地咆哮呼嘯
在戰火紛飛的離亂年代，福建又一次成為思想大師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魯迅、冰心、廬隱、鬱達夫、林語堂、鄭振鐸、黎烈文、許地山、楊騷、鄒韜奮等一批先賢的回鄉或到來，為福建增光添彩，同時福建也為這些文化巨人和文學大師提供了安詳、安定的思想和寫作環境。這，或許也可視之為一種雙贏？
七
中原的文化十分堅硬，孔孟儒學到了宋代已非常發達興盛。但是如果沒有傳承儒學的一大批士人作為載體，再堅硬的文化也會崩潰，或流失或被鏟除。
客家人的先祖，大都是中原地區的士族或文化人，因為戰亂的原因，他們結成人潮，像向東南方向湧流的江水一樣，綿綿柔柔地流向了江西，再從江西的石城流向了福建的寧化。於是寧化的石壁，就成了客家祖地。許多年前，我隨同幾位學者，帶著一批馬來西亞的客家人到石壁尋根謁祖。100多個姓氏的客家後人在石壁找到了他們先祖的姓氏牌位。偌大的祠堂，香火繚繞，煙氣蒸騰；人潮如湧，熙攘頻密。最熱鬧的還是歡迎儀式。當地客家人在縣委縣政府的組織下，搞了一場他們最高級別最隆重的類似節日慶典那樣的活動。幾千號人在旗幟迎風招展的紅色熱流中緩緩湧動，上百麵鑼鼓的喧鬧聲響徹雲霄，尤其是那些長長的笙簫，嘹亮的螺號，吹奏出悠揚的如泣如訴的歌聲在山間峰巒縈繞。就在這次盛大的尋根活動後，我開始不間斷地尋找有關客家人的史料閱讀。我知道了客家人最早一次的遷徙當在北朝苻堅征戰的年間，因為戰爭在中原大地打響，漢族士人（文化人）和平民為避戰亂而成群結隊的向著南方流竄，他們出逃時並無目的地，隻是到了閩贛邊界才發現這裏是個相當不錯的安身之地。這裏沒有了讓他們驚恐的戰爭烽火，這裏的溫馨與寧靜讓他們找到了家的感覺。他們以勤奮著稱，硬是在荒山僻野開墾出屬於自己根植栽種的一片片土地。他們稱自己是客居在外的外鄉人，於是客家人的名稱漸漸出現。等到元兵殺向中原，曆史上第二次客家人的大遷徙開始出現；再等到清軍的鐵蹄由北往南一路踐踏，曆史上第三次客家人的大遷徙又被拉開帷幕。三次大遷徙共百萬人流入福建，經幾代，十幾代，幾十代的繁衍生息，已形成幾千萬人的一個客家人的龐大漢族民係。在這裏，福建在王朝末期一直在充當著收藏和保留人種、人才的重任。客家人帶來了先進的耕耘技術，帶來了奇特的建築藝術，他們依山而居，創造了用黃泥土建造圓樓（土樓）的世界奇跡。至今在閩西和部分閩南地區存留的客家土樓，如南靖的田螺坑和“四菜一湯”土樓、上杭的振華樓等土樓群落，都是世界聞名的古典建築精品，被收入世界物資文化遺產名錄。
客家人重言傳身教。他們把中原的儒家文化全盤搬到福建。他們教育的方式多樣，辦學校是一種，建書院又是一種，全村人或全族人集資共同培養一個或幾個讀書人、文化人，將文化不斷地一脈脈傳承下去，還是一種。最具特色的是客家人重家教，父輩對子輩心口相傳，使得儒家文化不論在多麼遙遠的域外，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都能薪火相傳而永不熄滅。一批又一批的客家人從福建走向廣東，走向海外的東南亞、西歐、美國，由於有父親對子女“心口相傳”這一招，幾百年來，以至今日，中華傳統文化依然在海外客家人後代中傳承不絕。這就是客家這一漢族民係區別於他人的光耀之處。
客家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保住了中原文化的“根”和“本”。但福建文化教育的廣泛傳播和全麵普及，卻是靠了像陳元光、王審知這樣的政府高官才得以推開。他們相繼在漳州、福州、泉州、興化、建州（閩北）、汀州（閩西）廣泛地建造庠序（古指學校），開辦書院，號召甚至規定男孩必須讀書識字，最大麵積地傳播了中華傳統文化，也成就了閩南沿海一帶“海濱鄒魯”的響亮名聲。
南宋中末年，北邊戰亂不止，華北和華中相繼落入異族之手，華東部分地方也岌岌可危。福建雖然偏安一隅，但因為沒有戰爭，優勢凸顯出來。一批有影響的大文豪大詩人相繼來到福建做官或講學。唐朝以前，福建除了江淹作為一個外鄉人在浦城做官而在文壇聲名顯赫外，本土幾無像樣的作家出現。五代十國期間，福建來了韓偓、崔道融等一批中原流亡文人，他們對福建文學的發展起到作用。福建人翁承讚、鄭良士均是詩人，卻因聲名不夠響亮，至今知曉的人還很少。到了北宋，福建經唐和五代廣開庠序，大辦文化教育，這時便開出燦爛的文明花果。浦城人楊億，作為“西昆體”詩詞創始人，已在當時文壇聲名響亮。崇安（今武夷山）人柳永，所創作的一大批婉約詩詞，在全國更是影響深遠。仙遊人蔡襄，不僅詩詞歌賦寫得好，書畫作品更是影響廣泛，連皇帝宋仁宗都喜愛收集他的書法作品。由於有這三位閩人在文壇的閃亮登場，才挽回了閩人在神州文壇毫無地位的集體名聲。南宋的福建是個奇特現象，一大批本土和外鄉來的知名文豪相繼出現。先是曾鞏來閩任職，在福建留下珍貴詩文。辛棄疾和陸遊的到來，如明亮的星星在天宇閃爍，將福建的文壇照亮得金碧輝煌光華燦爛，也將福建的文學藝術創作推進到一個時代的高峰！福建同安人蘇頌是古代科學巨匠，在天文學上造詣深厚貢獻特大，他的詩詞歌賦也很有成就。莆田人鄭樵則是史學領域的重要人物，他的“通史”，影響深遠。邵武人李綱是一代名相，他的抗金業績彪炳史冊，他無論在朝廷為相還是在地方上做官，都政績斐然。其實李綱的詩文成就也不低，他的《病牛》和《六幺令》等，都是千古名詩。“江湖派”詩歌群的領軍人物劉克莊，福建莆田人，在當時影響力極大。而閩北人葉紹翁，他的“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成為了古代詩界的不朽名句！邵武人嚴羽的出現，也是一個奇跡。他不但詩詞寫得好，更有一部詩詞評論（創作理論）集《滄浪詩話》問世，使他一躍而躋身於中國古代少有的幾位聲名威震的大文學理論家行列。
福建人走到這裏，文化和思想的階段性高峰已經在華夏連綿起伏的群山間凸顯。朱熹的閃亮登場，意味著最高級別的一代宗師現身。朱熹有徽派文化的骨血。但朱熹出生在福建尤溪，長期生活在閩學重鎮——閩北武夷山。前麵說過，福建在古代能夠產生影響力的文化重鎮，隻有閩北。閩北所出現的那麼一大批文壇詩人和文化名人，支撐起它作為“閩學”文化重鎮的真實地位。朱熹的父親朱鬆、養父劉子翬、長輩胡憲等，在“閩學”形成前和形成中，都是領軍人物。尤其劉子翬對朱熹的影響最大。從這個意義上講，有徽派文化骨血的朱熹，更重要的是吸納了“閩學”的精華而獲得滋養，這為他日後引領“閩學”，建造“閩學”重鎮夯實了堅硬的基礎。
朱熹的了不起就在於，他不僅屬於福建，更屬於中華，甚至屬於世界。他不但把“閩學”推向頂峰，更把“理學”推向頂峰。他的詩詞水準在同代人中一點不低；他的散文水準在同代人中被公認最好；他的哲學思想，不說同代人，就是元明清幾代，也無人可以望其項背。直至今日，他在世界文化思想界的影響力依然不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