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早晨，我被刺耳的電話鈴聲驚醒。又是他，我的哈爾濱朝鮮族老鄉季瑪。他在電話裏語無倫次，不知是哭還是笑，我似乎嗅到了從電話筒裏飛出來的酒氣。他給我拜年，還說晚上請我喝酒。我頓時緊張起來，本想找個理由謝絕，但還沒等我想出回絕的理由，季瑪卻先聲奪人，說什麼如果我不方便，那他就登門拜訪。上帝，還是我去犧牲一個夜晚吧。
我和季瑪是在Strathfield俄羅斯俱樂部的葉夫根尼俄語錄影店裏認識的。那家錄影店的顧客是清一色的俄羅斯人，我本是唯一的黃臉孔，因此，當我見到第二張黃臉孔時，竟有了一種奇妙的親切感。令我驚訝萬分的不僅僅是他講一口地道的俄語，而是他和我一樣，也是喝鬆花江水長大的。他高大英俊。或許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吧，我和季瑪相見恨晚，從錄影店一直聊到酒吧。我本是喝一口酒就臉紅的人，沒有酒量，可季瑪幾杯啤酒下肚，竟然麵不改色。不知是酒逢知己千杯少，還是我在季瑪的感染下也變成了酒仙，我和季瑪喝得天旋地轉，喝得酒吧的俄國老板瞪大了眼睛，喝得我和他分文不剩，才搖搖晃晃走出了俱樂部。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和季瑪如同聖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的俄羅斯醉漢，邊走邊唱：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我已不記得，我們在大街上放聲歌唱了多久，不記得有多少驚訝的目光在眼前閃過，隻記得從一輛豪華轎車上走出來一位濃妝豔抹的俄羅斯老女人，她像老鷹抓小雞一樣，把季瑪拎到了車上，還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也許，是她那冷酷的目光把我從酒醉中驚醒，我跌跌撞撞地向火車站走去。我登上火車，靠在車座上就進入了渾渾噩噩的夢境。當滿麵笑容的列車員將我喚回現實中來時，火車已停在終點站BLACKTOWN。
不知為什麼，我沒有立即走出站台，而是獨自一人坐在月台的長椅上，陷入了沉思。我和季瑪雖是萍水相逢，但他酒後吐真言，令我觸摸到一顆傷痕累累的心靈。
“文化大革命”將季瑪變成了孤兒，父母戴著“蘇修特務”的帽子含冤離開了人世，留給他的是苦難的童年和一口流利地道的俄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當俄羅斯成了冒險家的樂園時，季瑪也活躍在中俄商場上。他從一名翻譯一步一步走進了老板的行列，也神不知鬼不覺地陷進了破產的泥潭。他從溫州訂購的一集裝箱“旅遊鞋”，沒想到竟是偽劣產品，被俄羅斯人稱為“星期鞋"在俄羅斯電視媒體亮相，背了一身債務的季瑪隻好四處躲藏。一天，他在俄羅斯遠東第一大城市海參崴被討債人雇傭的殺手追殺時，被一位老女人拽到汽車裏。他虎口脫險，但卻由屎窩挪到了尿窩。那個老女人不但當夜就將他變成了自己的小情人，還將他帶到了澳洲。
原來，那個俄羅斯老女人是出生在哈爾濱的白俄後裔。六十年代移居澳洲，她本是身無分文的二等公民，但在一個美麗的早晨，卻搖身一變，成了百萬富翁的繼承人。原來她的祖父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聲中和家人失散，在海參崴海港，用一件葉卡傑林娜二世時期的珍寶買通了一艘澳洲郵船的水手，來到了悉尼。這個精明的俄羅斯貴族，將攜帶來的俄國珍寶變成了悉尼的一座座高樓大廈，但他活得不快樂，因一直不能忘卻自己失散的家人。他雇傭了私家偵探，在世界各地四處尋找家人，拋出去的錢如流水，可換來的卻是不知下落。想不到的是，就在這個百萬富翁即將帶著遺憾走向生命的來處時，他的私家偵探找到了他的孫女，也就是季瑪的老女人。
百萬富翁的孫女一直是個老處女，但她不想將祖父留給她的一座座高樓大廈冠上他人的名字，更渴望愛情的銷魂，季瑪就成了上帝送給她的禮物。
季瑪在酒吧裏含著淚對我說：“我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自由。而男人的自由才是最大的幸福。”
我驚訝地問道：“澳洲是自由世界，你不滿意你的婚姻，可以離婚嘛。”
“離婚？那等待我的是監獄。”
原來，季瑪和他的老女人曾在律師事務所簽訂過婚前協議：季瑪無權繼承妻子的財產，如果季瑪離婚，那必須如數償還妻子為他付出的巨額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