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蔡元培（孑民）的塑像，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風中；大理石奠基，漢白玉砌座，青銅鑄身；說是身，隻是自腰而上，端肅凝重的一尊胸像。先生背倚土山，坐北朝南；左臨六角鍾亭，當初選址的時候，應是考慮到了他黃鍾大呂般的人格氣韻；前麵是一方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氣般清新，晨夢般飄逸，鋪出一行行的綠詩、綠歌、青波、青浪，即使在冬季；右側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雜木林，那該是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在承領先生的耳提麵命。記不清已有多少次了，從去年金秋開始，為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這個揮之不去卻之複來的情意結，我打老遠老遠的城裏跑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在這方淨土穿梭尋覓，緬懷俯仰。偶爾停下腳步來瞻仰塑像，先生之於我，是永遠不變的溫柔敦厚，慈祥愷悌；誠如羅家倫的讚語：汪汪若萬頃之波，一片清光，遠接天際……
今天情形略微有異，也許因為今天是五四，恰值北京大學九十九周年校慶，它使我想起了先生當年眼底的煙雲，所以，不管如何變了角度端詳，總覺得先生的目光微含憂鬱，抑或是期待；淡淡的，淡淡的，像是壯士聞雞，又像是英雄憑欄……
想想也是，蔡元培誕生於1868年1月11日，按農曆，屬兔，到他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滿打滿算正好五十歲，站在五十歲的高度上倚風長嘯，蒼茫四顧，自他的雙眸中射出的，是一股澳澳的心靈之光，它犀利似劍，泠然有聲，凝聚了無窮的曆史感悟。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鬱的，在憂鬱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蔡元培投身教育，始於他三十二歲，也就是1898年。在那之前，他是十七歲的秀才，二十三歲的舉人，二十六歲的翰林，仕途可謂一帆風順。中國文人曆來最看重官運，他們生命的衝動大都是圍繞著一官半職轉，轉上去就意味著飛黃騰達，轉不上去就隻有落魄潦倒；即使落魄療倒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進，一絲癡念，也仍舊圍著考場呼悠悠地打轉。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流傳在陳獨秀家鄉安慶一帶的這句俗諺，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悲哀的然而又是無可逾越的價值取向。但是，在1898年，中國出了一件大事：戊戌變法，百日維新。變法維新是以知識分子富國強民的善良願望為基礎的，結果，卻以頑固派複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狽遠逃告終。徒將金戈挽落暉；變法的失敗像一聲警鍾，敲碎了許多士人的迷夢，也使蔡元培猛然驚醒。就在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突然解纜南去，頭也不回地駛出了宦海一先是就職紹興中西學堂，繼而改教上海南洋公學；從此天涯輕舟，愈駛愈遠。
1916年底，蔡元培旅歐歸來，飄然出任北京大學的校長。眾所周知，辛亥革命後，蔡元培擔任過南北兩京政府的教育總長，因此，比較起他的前任內閣大員的身分，北大校長自然算不上一個顯赫的位置。何況，這所結胎於戊戌維新的大學堂，在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的摧殘下，已是一片烏煙瘴氣，北大校長的座椅，也就成了一塊燒紅的烙鐵，誰坐了都要燙得跳。舉例說，1912、1913兩年，校長就走馬燈似地換了五個，依次是：嚴複、章士釗、馬良、何燏時、胡仁源；其中，章士釗根本就沒有到位。現在，蔡元培來了。蔡元培對這個新職位顯然情有獨鍾，盡管同黨中有很多人反對，包括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他還是決意就任。蔡元培的抉擇得到了孫中山的支持，孫中山理解蔡元培，我們說，有這一票，就足夠了。追究蔡元培的生命曲線，他多年來外搜內求、夢寐以尋的，其實也正是像北京大學這樣一個舞台。人是離不開舞台的，和他先後掛冠南下的張春、張元濟，如果不是分別抓住實業和出版業，又豈能在民國的地平線上再樹起一道瑰麗的風景！蔡元培矚望於北京大學，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個能撬動地球的支點，它的價值，不在於多麼搶眼，也不在於多麼崇閎，而在於順天承勢，得心應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負，淋漓盡致地發揮到最大限度。
蔡元培是帶著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八字方針進人北大的。不要小看了這八個字的分量，它上承著諸子百家縱橫捭闔的春秋戰國，外映著歐洲大陸飆發電舉的文藝複興，下啟了四十年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後一點是我的姑妄之論。我總覺得，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的上述口號，多少有蔡元培振興北大的影子；考慮到毛澤東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曾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對當日龍騰虎躍、萬馬奔馳的景觀有過直接的感受，這猜測至少也有一點曆史的依據吧。言歸正傳，前麵說到，北大在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的摧殘下，已成了舊思想舊文化的營壘。蔡元培如今要來撥亂反正，思想自由也好，兼容並包也罷，當務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新學的領軍人物，給北大一陣狂飆，給文化一道閃電，給社會一個震撼。環顧天下，誰能當此大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