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文學革命何疑，氣壯得很，然而，畢竟是書生間的鬥狠，沙龍裏的清談，真的拿到社會上去檢驗，效果怎樣，心裏還沒有底。這年11月，胡適把他的主張加以小心翼翼地改製，歸納為一篇《文學改良芻議》。其要點是：（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這個調門，比起他的前空千古，下開百世的宣言，要低了幾個八度。文章寫成後，胡適用複寫紙抄了兩份，一份給了《留美學生季刊》，另一份呢，他壯著膽子，寄給了遠在上海的《新青年》。胡適萬萬沒有想到，這篇試探性的芻議，正搔著老牌革命家陳獨秀的癢處。他一眼就看出了它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的革命實質，很快就予以發表。陳獨秀的老謀深算，還在於他不容許胡適有絲毫猶豫或退縮，更不容許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隨即作了一篇《文學革命論》為之推波助瀾。他稱讚胡適是文學革命的急先鋒，說自己甘冒全國學究之敵，以為吾友之聲援；並放言，天下凡有像胡適這般勇於向封建文學宣戰的，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機遇，是百尺樓頭的歡呼，胡適一覺醒來，巳經是名播九州的先進思想領袖。還得繼續感謝陳獨秀，此公不僅巨眼識人，更兼有舉賢讓賢的雅量，他大度地把胡適推薦給蔡元培，欲以代替自己的文科學長地位。蔡元培呢，自然不會輕易放過老資格的陳獨秀，何他對胡適也頗為欣賞，是年9月，他聘任這位年僅二十七歲的留美學子為北大文科教授。
北大何幸，沙灘紅樓何幸，胡適身後，又迎來了李大釗（守常）。李大釗，河北樂亭人，大胡適兩歲。早年留學日本，銳誌攬轡澄清，與同在那裏留學的陳獨秀夙有交往，意氣頗為相投。他於1916年回國，因主編《晨鍾報》而聲名鵲起。稍後又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口刊，深得章氏的激賞。章士釗、蔡元培、陳獨秀，這都是一條道上的誌士，彼此相知有素，相得益彰。蔡元培主事北大不久，就聘請章士釗為圖書館主任。章士釗在這個任上沒有待多少天便辭職，轉向蔡元培推薦李大釗。以吾縈心於政治之故，雖擁有此好環境，實未能充分利用；章氏日後回憶說，以謂約守常來，當遠較吾為優，於是有請守常代替吾職之動議。時校長為蔡孑民，學長為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如此這般，李大釗就於1917年11月到北大上任了。
十月革命後，李大釗是北大，也是全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他以北大圖書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為陣地，影響和帶動了一大批渴驥奔泉般的熱血青年。在這裏，北大這個舞台是彌足珍貴的。那是黑暗中之燈塔（李大釗語）。或者說，那裏麵已經積聚並仍在積聚更多的熱力，隻待一聲引爆便燃起燭天的火光。如果李大釗沒有進北大，很可能仍在革命活動的外圍徘徊，而一入沙灘紅樓，情形就不同了。還是那位章士釗先生，他的觀察十分到位：守常一人北大，比於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後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那學府，還是書聲琅琅的學府；那氣韻，卻已是雷霆萬鈞的氣韻。
仿佛曆史感到以上三員戰將還不足以構成方陣，於是派遣魯迅出場。魯迅是蔡元培的老部下，他當初進入教育部，就是蔡引用的。蔡元培當上北大校長，魯迅免不了要來幫忙。比如，1917年8月，魯迅就為北大設計了校徽圖樣，這也是北大曆史上的一件盛事。但魯迅那時已經三十七歲，還沒有開筆寫小說。他日常在教育部任職，公餘研究古碑。自言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與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失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一一不，是民族的大悲哀！吃人者自在猖獗，生人者反而沉埋。正好在這時，《新青年》在京城祭起耀眼奪目的光環，胡適因之而一炮打響，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也因之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地位，魯迅按捺不住了，他也要憑借《新青年》調整自己的生命狀態。這種調整，說到底就是從沉潛走向顯揚，從平靜走向燃燒。1918年1月，魯迅和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聯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編委陣營。同年5月，他那篇討伐封建吃人禮教的戰鬥檄文《狂人日記》，就在《新青年》呼嘯問世。魯迅借狂人之口憤怒控訴：我翻閱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