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這一概念棄而不用，替以“知識分子”普遍使用，大體上在一九五五年那場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之後。在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中，毛禦筆新批：“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文化人”與“反革命”勾連到一起了，可是“知識分子”命運又如何呢？據說，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屬於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原罪”天生。在緊接著“反胡風”運動後，一場更大規模、主要以知識分子為整肅對象的反右派運動爆發了。迨至冠以“文化”的“大革命”興起，文化人、知識分子則陷於地獄般苦海之中，成為“賤民”“臭老九”。稱為文化人也罷，知識分子也罷，曆經了一個時代的摧殘、淩辱、迫害，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遭遇之酷烈，史所罕見。秦始皇、明太祖也瞠乎其後了。文化人、知識分子是社會文化的載體，是曆史文化的傳承者，中國文化人的浩劫，是人類世界文明史的大悲劇。
作為文化人、知識分子整體，是社會文化物質與精神的載體；而作為知識分子個體，又有著各自的價值選擇取向。“知識分子”是個外來詞彙，源於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對這個概念解釋多種多樣。華裔美國學者唐德剛先生就曾撰有萬言長文，闡述中、美、俄三國對“知識分子”定義的異同。粗略說來，一種是寬泛的解釋，類似我國通行的說法：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主要是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另一種是有確定性的界定：這就是知識分子應是具有獨立的人格而不依附權勢，為文不作媚時語。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迷信傳統與權威。具有道德的勇氣和社會良知。心存社稷，對祖國和人民有著曆史責任感。麵對現實，敢講真話，揭穿“瞞和騙”而無所忌懼。這種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界定，與我國傳統文化優秀的道德精神有著某種呼應。這正是我們今天文化守望者的價值取向。當然文化人中也有“聰明人”“傻子”和“奴才”，有魯迅歸納的“幫忙”與“幫閑”文人，這也是一種價值選擇取向，奈何不得，強求不得。當下，貪腐叢生、貧富懸殊、公平罔失、誠信泯落、世風不古，人們多麼需要這種具有正義、良知、責任的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啊！人們呼喚著這樣的文化守望者！
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告：對這套叢書將視市場銷售情況，若是看好，他們會繼續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善哉！我若能為文化守望者略盡綿薄，將是人生快慰之事，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