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選刊”再遷地安門中學邊角的一個四合院。不久編輯部迎來了新生力量，我和傅棠活受編輯部委派到北京大學中文係選調文學編輯人才，選中兩位品學兼優的畢業生李敬澤和金蘿莎。我與敬澤在一間耳房裏辦公，他日夜苦讀。我麵窗靜靜看稿，時有佳作遴選。隻是我曾從《西湖》雜誌遴選現代畫家、作家豐子愷的一篇遺作《六千元》，未能入選，引以為憾。當然在我分工閱讀範圍內，因為看稿不及時也有漏選的作品，這是我深感愧疚的。
十月，我受編輯部委派，赴華東拜訪各地文學期刊編輯部，為“選刊”發行遊說宣傳。在濟南、南京、上海等地，我一路奔波，略備菲酌，邀集《山東文學》《雨花》《上海文學》《收獲》等期刊編輯座談，交流編輯業務，增進友誼，征求意見，感謝他們為“選刊”提供佳作付出的勞動，為辦好《小說選刊》盡其微薄之力。
1986年夏，“選刊”三遷至地安門西大街恭儉胡同一個居民院裏。此時，李國文上任《小說選刊》主編，他到每個編輯家裏拜訪，與編輯談心，在他西便門的家裏設家宴款待“選刊”全體人員。“選刊”第6期選載莫言中篇小說《紅高粱》，編輯部全體同仁同聲稱讚。第7期刊載了我遴選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說《橋邊小說三篇》。他在三篇小說後記裏說：“小說是寫生活，不是編故事。小說要真誠，不要耍花招。”成為寫小說的至理名言。
1987年初，“選刊”四遷至後海大翔鳳胡同2號。時任副主編馮立三曾經說：“小巷獨院不聞喧囂之聲，瀕臨後海四時之景宜人，所談不離小說，相交多是作家，一方淨土，得其所哉，誠可懷念。”確實，國文營造一方淨土，同仁切磋小說藝術，作家往來交談創作，人氣文氣，寬鬆和諧。軍藝的青年作家來了，談他們的新作。史鐵生駕著輪椅來了，在門外高喊，我們把他抬進小院辦公室，談他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星》。國文是當代小說大家，學貫中西，但他亦精於編選之道，我們每每送審的作品，他都以睿智的審美目光，公正的蠅頭小楷，寫下言簡意賅、切中要害的精辟審讀意見。我視這些審讀意見為珍品，抄錄下來，反複思考琢磨，從中體味小說之三昧。可惜好景不長，1989年底，好端端刊物在文壇煙消雲散。
近八年“選刊”歲月，編輯生涯，可以說等於我第二次上大學文學係，也可以說是我步入文學道路的起航。我雖於20世紀60年代初畢業於北大中文係，但那時的文學被禁錮在一個框子裏，被教條主義繩索捆綁起來，戴著有色眼鏡看外國小說。直到改革開放，我國當代文學真正步入按照文學自身規律發展的軌道。良好的文學氛圍，催生了文學的輝煌，我置身其中，在老一代文學前輩張光年、冰心等作家、編輯家、評論家親身教益和文學修養的熏陶下，讀了千萬篇當代作家的傳世佳作，他們都是我的老師，耳濡目染，殫精竭慮，自然在編輯生涯這條路上，對文學有了新的認知，新的收獲。一位老作家說過，文壇有三方麵軍：一是作家，二是評論家，三是編輯家，缺一不可。不要小看編輯家，小說鑒賞是一門學問，是編輯家的專長，隻有攀上審美藝術高度的人，以小說美學為取舍坐標，才能審視浩如煙海的作品，披沙揀金，選精拔粹，方能真正遴選出具有思想價值、美學價值和綽約藝術風姿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
感謝“選刊”歲月，也正是在這方基石上，在我後來的生命中文學並沒有停歇。我主編了《當代百家小說精品集成》等28卷文學叢書，我以為，這是“選刊”歲月的繼續。2011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悠悠玄莊》（馮立三作序），得到專家、學者的好評。陳建功先生說：“小說更注意細節的精妙和生活的情趣，卻又不回避大時代的風雲和剪影，這一特色融合於《悠悠玄莊》之中是偶然的嗎？以我的感受，《悠悠玄莊》所傳遞出的文學思考和藝術追求，與新時期文學30年，我國文學界所積累的思想、藝術成果是相呼應的。”“《悠悠玄莊》也是曾經作為《人民文學》《小說選刊》編輯的張曰凱，身處文學變革風潮幾十年曆練與思考的成果。”這話不錯，切合我的創作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