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的發生在北宋徽宗的政和八年（c1118），正是在這一年的秋天，北宋的一個使團從位於山東半島末端的登州出海，越過渤海海峽，前往遼東企圖與新興的金國建立聯盟以夾攻遼國，恢複燕雲十州。史書上記載，這支小小的使團一共包括七名將校，八十名士兵，其官職最高的是武義大夫馬政，武義大夫是宋代的武臣階官名，宋代武臣一共分為五十三階，而武義大夫是第三十階，從七品。也就是說使團內並沒有文官，隻有一位低級軍官擔任使節。如果考慮當時的慣例，一般來說被派去執行這種危險任務的官員都會被突擊提拔幾級作為獎勵，很可能這位名叫馬政的武官原本的階級就更低了。而且這個使團以買馬為名，沒有攜帶任何政府文書，僅僅口傳詔意。由此可以推測，這個使團的性質是試探性的、非正式的，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個小小的使團，卻揭開了十二世紀初北國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大時代的序幕。
現在讓我們把時鍾調回到政和五年的春天（c1115），在宋帝國的北疆，與鄰國大遼的和平關係已經持續了百餘年，其間雖然不無波折，但從總體上看，自檀淵之盟以來的百餘年，遼宋兩國基本保持了和睦平等的關係，雙方互通使節，通使殷勤，遼國邊境發生饑荒時，宋也派人賑濟，宋真宗駕崩，遼聖宗集藩漢大臣舉哀，當然其不無當時與後世儒生的粉飾，但也有相當部分的真實。
這種情況在古代曆史上是極其罕見的，除非有一個更為強大的第三者存在，一般來說相鄰兩國之間的關係都是冷淡甚至滿懷敵意的，某一方的災禍對於另外一方來說就是進攻乃至並吞對方的大好機會。當然這並不是說遼宋兩國的統治者道德高尚到了不願意用戰爭來達到己方目的的意思，而是在宋開國時兩國間的幾次交鋒，雙方都意識到兩者的實力處於一種微妙的均衡狀態，宋方無力從遼方手奪回燕雲十州，遼方也無力大軍南下拿下汴京。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一場以毀滅對方為目的的無限戰爭對於任何一方都是愚蠢的，這種微妙的平衡才是和平的真正原因。但是在政和五年,這個平衡被打破了。
政和五年三月二日，設置在宋遼邊境雄州的河北沿邊安撫司接到遼光祿卿李良嗣的一封密信，密信的接收人是當時北宋的重臣——太尉兼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童貫。在密信，李良嗣透露了女真建國的消息，並指出遼國傾亡指日可待，表達了自己投誠北宋的願望。
在經過緊急的商議之後，北宋知雄州和詵派人將李良嗣接應到宋邊境，並秘密將其護送到汴京童貫家，很快李良嗣就得到了童貫的信任。不久之後，童貫推薦李良嗣麵見徽宗，在會麵，李良嗣指出遼政無道，金兵日強，若是宋毫無動作，燕京必然為金人占領，建議北宋立即與金聯合攻遼，奪回燕雲十州。宋徽宗大喜，將之在朝付之討論，這不啻於是一勺被投入滾油之的涼水。
可能是因為後來的靖康事變，導致東京淪陷、二帝北狩的緣故，南宋的士大夫對簽訂海上之盟，聯金滅遼這一策略的態度是一邊倒的激烈批評，認為正是這一短視的政策導致北宋滅亡。其批評的理由大概如下：本朝與遼國已經有百年盟約，作為禮儀之邦，不能見利忘義背棄百年盟約；其二北宋現有的軍事與經濟狀況不足以完成完成奪回燕雲的重大任務；還有就是對同盟女真人表示懷疑，認為這個新興的野蠻民族攻擊性更強，與其和他們聯盟不如與已經和睦百年的遼國做鄰居。就連這位遼國的逃人——李良嗣在《宋史》裏也被打入了奸臣之列。
這三條聽起來很有道理，北宋滅亡的事實也仿佛印證了這點，但曆史是如此的複雜，並不能用簡單的因果關係倒推。如果我們對當時的曆史加以更深的了解，就會發現以上三條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任何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條約都是無法自己保證自己的，假如沒有強有力的第三方保證，那麼唯一能夠確保條約能夠執行的就是雙方的實力對比保持平衡，在金國起事之後，宋遼之間在河北邊境的軍事實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然這條約也就無法繼續存在下去了，換了遼國易地而處，隻怕也會撕毀條約大舉進攻。其二，從後來的事態發展看，李良嗣對遼金戰爭的結果判斷是大體正確的，金幾乎是獨自擊敗並消滅了遼國（宋軍在整個滅遼戰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除非宋與遼聯合抗金（我懷疑加上北宋的援兵遼依然打不過金，而燕雲十州的存在就使得遼宋之間的合作必然是矛盾重重的，很難形成合力，隻要金表示對於關內的幽州沒有野心，宋與遼就無法達成真正的同盟。），那麼遼的滅亡就是既定事實，既然如此，那麼宋企圖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的想法就是不現實的。在這個過程爭取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結果，先與金聯盟，奪取燕雲十州，使之成為能夠保護己方腹心之地的屏障就是最理智的選擇。如果一定要說反戰派說對了什麼的話，那就是他們本能的認識到金的強大和凶悍與己方的虛弱；北宋當時的軍事和經濟狀況要完成以上任務有著巨大的風險。如果說的更直接一點，那就是當時北宋的樞機構已經腐朽到無力汲取帝國所擁有龐大的人力物力，將其組織成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衛自己的地步。不幸的是，他們的擔心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