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歲到北平，7歲時它改稱北京。就是這一年，我發現了一條走不完的街。
那時，爺爺住在和平門裏的絨線胡同，每年初一我都隨父母到爺爺家拜年。記得早早吃過中飯，我就跟著幾位叔叔走出和平門，走向那春節的廠甸——那條由琉璃廠東、西街與和平門外大街組成的“大十字”。然而也奇，我連續走了兒年，都始終沒能走全那個“大十字”。因為一出和平門，風車、大糖葫蘆、空竹、小吃、臉譜和刀槍玩具組成的節日海洋，就迎麵撲來。這時我真的亞賽皇帝了——手指風車，一個叔叔掏腰包；手指空竹，另一個叔叔就摸錢袋……兒個攤子走下來，我手裏就拿滿了，再走兒個攤子，我的肚子塞滿了；再往前走不多遠，我的眼睛也擠滿了……叔叔們本想順便看看舊書和字畫之類，但由於有了我，他們也就不能盡興，隻好在過午兩三點鍾“扛”著我踏上歸途……
這樣的日子沒幾年，爺爺去世了，奶奶搬到我們家住，於是春節去廠甸的習慣也就成為曆史。我由小學上到中學，又由中學上到大學，雖然這當中我也逛過一些廟會，但是遠未追回幼年逛廠甸的感覺。若問道理何在，我說不太清，隻覺得廠甸的氣象之大、道路之長，都是任何廟會比擬不了的……
後來，我把青春年華奉獻給了外地，十五年間基本在新疆和河北，當中趁“文革”闖蕩了22個省，其中甘苦，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的。直到37歲，我才“蒼老地”返回北京，一步邁進了正在期待“中興”的中國京劇院，在那裏當了一名編劇，後來改行做起研究。出人意料的，古老的京劇卻帶給我精神上的青春，我從京劇藝術慢慢轉向研究京劇文化——遙想當年，京劇以及其他富於生命力的民俗活動，又是如何興起的呢？它的溫床究竟在何處呢？
我苦思著，我尋覓著，我掀開了歲月積澱形的泥沙，我開始了深人的開掘……
十分偶然，一本閑書打開了我的思路——我國古典文學專家鄭振鐸先生，1933年寫過一篇《訪筆雜記》的文章。他在魯迅先生的支持下，曾花費兩年多的時間，連續出人北京的琉璃廠東、西街，進入各種宇畫店去搜尋箋樣。有時半天可以走兩三家，有時半天隻能走一家，就這樣慢慢積累著，終於搜尋出500個品種，他把它們寄到上海，由魯迅先生選定300餘種，最後付諸印刷，出版了一本精美的箋譜……
我被震憾了。我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是東、西長安街長呢，還是琉璃廠東、西街長？這問題似乎不能做簡單的回答。長安街是京都第一條通衢大道，從自然長度講，北京任何街道都不能和它相比。但是，像鄭振鐸這樣的著名文化人，為什麼對箋譜這類事情如此有興趣，為什麼能在琉璃廠這樣的短小街道連走兩年而又未走“全”呢？看來，兩種街道需要相輔相成——第一種通衢大道必須開通，但第二種“走不完的街”也需加強建設。作為我，似乎應該在後者上下大力氣……聯係到當前，要想振興古典藝術，必須先一步“再造”若幹如同廠甸那樣的“走不完的街”。隻有這樣的街，才堪稱是滋養古典藝術的源泉。越是“走不完”，從中提取的營養也就越發“滋潤”。如果兩步三步就到盡頭，那街景也就沒“看頭”了。
於是，已然年過半百的我，時常會繞路跑到和平門外，去看到那廠甸的遺址。我更在前門一帶，穿梭訪問了昔日若幹“老字號”。我心砰然如悟，隨手寫出千文章和電視片。雖然各有各的標題，但總主題都是一個：走不完的街。
不久前，我心甘情願調進一個“冷靜”的研究部門，但我的工作還是搞得比較“熱鬧”的。我自信，該“冷靜”時我“冷靜”，該“熱鬧”時我“熱鬧”，無非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在這條永遠走不完的街上，走得盡量再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