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陳建林一再解釋，但舒斯亮的妻子始終不肯相信，她說這件事她要跟自己的家人商量一下再回複陳建林。
陳建林（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再過了將近一個月，還沒電話來，我再去打電話給她。她就說這件事我不相信，她說我真的不相信，天下有這好事，應該賠給你們錢你不要，要退還給我，我說是真的，我要還給你，她說我現在去東北了，我說那你什麼時候回來，她說我要幾年以後才回來，我說那不行，這個錢擺在我這裏幹嗎，我當時就著急了，當時說到這兒的時候，她電話就斷了。
此後，舒斯亮妻子的手機就再也打不通了，陳建林又打電話到增城交警大隊查詢舒家的地址，最終也沒有查到結果。這樣一來，陳建林這個未了的心願隻好擱淺。
轉眼又過了半年，2005年的8月，陳建林所在的單位組織黨員到江西井岡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陳建林在離開江西的前一天晚上就住到了南昌，這讓陳建林又想起了舒斯亮的孩子和那四萬塊錢。
陳建林（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當時那天洗完澡躺在床上，還沒睡著，剛好酒店有報紙，我就看報紙，看《江南都市報》，看到當時有一個版麵就說，他們叫陽光工程，就說有些考上大學的學子，交不起學費的，沒錢的，登報紙就說希望大家捐錢什麼的，當時我是在想，就說如果找不到這個人，要麼把這四萬塊錢捐給這些人可以的，所以當時就挑了兩個，我看中一個清華一個武大的，這兩個學生我覺得很好。
第二天回到深圳後，陳建林把自己的這個想法告訴了父母，但是母親卻沒有同意。
陳建林（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我就跟她說，我說這四萬塊錢如果確實找不到人，這四萬塊錢就捐給那個學校的學生算了，我媽說最好不要，她說這個錢還是給他們孩子好，他們估計是很慘的，估計江西革命老區，大家都知道是比較窮。
陳建林的二妹：而且跟我姐也是一起送命的，都是心連心。都是有一點感情在裏麵，所以還是盡量找到這個家屬，找到這個孩子比較好一點，送給他們心能安一點。
雖然這次沒有把錢捐給貧困大學生，但陳建林卻突然有了個想法，或許可以求助《江南都市報》來尋找舒斯亮的妻兒，於是他馬上撥通了報社的熱線電話。
王平（《江南都市報》記者）：他自己表示，強烈表示要把這個錢退贈給這個小孩，而且他給我們出具了一個書麵的函，出具了函，把他為什麼要退贈的想法，還有他一家人對這個事的看法，都說了一下，然後我們又通過電話查詢、網站，就是找到了他們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駐香港辦事處的電話，我們就打電話過去，詢問陳建林的身份，當時他們這個接線員就說，的確，陳建林是檢驗檢疫局的員工，而且是處長，而且他平時也捐助了很多失學兒童，當時我們就覺得這個是可信的。
雖然核實了陳建林的身份，但王平對此事還是將信將疑，不過他立即將自己所核實到的信息上報給了報社領導，報社領導認為，這是一件令人非常感動的新聞，應該好好地報道。
王暉（《江南都市報》總編輯）：這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通過這個報道我們感觸也很深，我們一邊做報道，我們自己一邊感動，我想能感動我們自己的報道，一定能感動社會。
2005年9月6日，《江南都市報》在顯要的位置，將這篇特殊的尋人啟事發了出去。同時，王平也將自己的手機號碼在報紙上公之於眾，希望大家能夠提供線索，幫助陳建林一家人尋找到舒斯亮的妻子和孩子。
9月6日這一天的早晨，陳建林一家尋找肇事司機妻兒的尋人啟事，通過《江南都市報》傳遞到了江西各地。
王平（《江南都市報》記者）：第二天反響很大，電話是不斷，手機短信都接到50多條，手機短信不光是有些人提供線索的，就是知道這個小孩的一些線索，有些人議論這個事。對這個事發表看法，還有一些人表示是要捐助這個小孩。
報道發出的當天，記者王平接到的線索就有幾十條，因為這次尋人啟事將涉及到陳建林要返回的四萬塊錢，因此從這些線索中鑒別出哪條才是真的，就必須格外地慎重，況且在目前收到的這些線索中，能不能最終找到舒斯亮的家人，還是一個未知數。
舒斯亮的妻子會不會真的像她在電話中所說的那樣，已經去了東北？他們為什麼要拒絕與陳建林取得聯係？在事故發生後，舒斯亮一家又經曆了什麼？如果陳建林最終能夠找到舒斯亮的家人，那又將是一次怎樣的會麵？
（下）
2005年9月6日的上午8點，就在《江南都市報》通過發行攤點向外發售不久，記者王平就接到了一個重要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