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天文學是在民間的學術團體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與希臘情況不同，中國天文學卻從一開始就具有傳統的官辦性質。傳說中的帝堯（公元前24世紀)時代，就設有名叫羲和的天文官。出土的甲骨文證明了殷商時代（公元前16~11世紀）肯定設有專為皇家擔任天文觀測和占卜的官員，因而留下了大量的天象記錄和占卜文字。在周代（公元前11~8世紀），皇家的天文家稱為馮相氏，占星家稱為保章氏，還有執掌漏刻的官員名為挈麥氏。這些官員下麵還設有較多的助手。在中國，天文學是古代政教合一的為帝王服務的秘密知識。相傳中國的夏代（公元前21至16世紀)就建有專門從事天文觀測的天文台，叫做清台；商代時稱為神台；周代的天文台稱為靈台，築在都城的西郊或東南郊。台上設有簡單的天文儀器。而靈台又往往與專供祭祀天地用的明堂建在一起。頒布曆法是大事，是隻有皇帝才有的特權，人民信奉誰的正朔，便意味著承認誰的統治。中國早期管理天文機構的最高官員稱為太史令。據記載，東漢（公元25~220）初年靈台的工作人員已有42人。除靈台丞外，還有14人候星，2人候日，3人候風，12人候氣，3人候晷影，7人候鍾律。分工明確，規模龐大。可見當時的天文事業是較發達的。由於中國的天文研究機構有一個官辦的傳統，所以盡管政權曆經變更，有的時期改朝換代頻繁，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央政權是不設立天文研究機構的。有的政權甚至設立欽天監和天文院兩套係統。正因為這樣，它就不像西方大多數國家那樣，在條件順利時就發展，不順利時就衰落，甚至倒退到愚昧的時代。
由於中國古代的天文研究得到官方的扶持，這就使得中國古代天文事業的發展具備了其他民族所不能具備的優越條件，它的研究經費和設備得到了基本保證，研究人員及其工作條件也都得到了保障，於是，盡管改朝換代頻繁，但天文研究的人才及文獻資料則始終得到保護，遭受徹底毀滅的情況是很少有的。中國古代雖然較少出現像古希臘那樣十分有利於科學事業發展的社會環境；從個人來說，也較少出現像古希臘那樣作出巨大貢獻的天文學家，但由於中國所具備的特有的持續發展的環境，卻為中國古代的夫文學家提供了與希臘天文學家同樣優越的條件。促使中國天文學家不斷有新的創造和發現。不但獨立地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天文學體係，而且也對世界天文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是天象記錄，不但是世界上最為豐富可靠的，而且幾乎從不間斷。這些記錄不僅為人類提供了極少見的曆史資料，而且為現代天文的研究提供了無價的寶藏。
中國天文學的官方性質對於中國天文學的持續發展來說，雖然起到了客觀的保護作用，但在另一方麵，它的以維護封建統治為目的的宗旨，卻又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天文學的發展。皇帝自稱天子，他是代表上天的意誌的。行星運動的不規則變化、日食發生和異常天象的出現，都是上天意誌的反映，用不著以自然規律去進行研究和解釋，因而也阻礙了天文學的發展。其次，由於皇帝的主觀意誌具有絕對的權威，也能阻礙天文學的發展。例如，南梁武帝(公元503~549年)時，中國較先進的渾天說早已取代了蓋天說，但由於梁武帝本人主張蓋天說，竟召開禦前會議，作出一致擁護蓋天說的決議。隋文帝也由於個人的好惡，使得當時傑出的皇極曆得不到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