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風聲鬆了，我回到宿舍。一看，什麼都沒丟，就丟了玉屏笛。還用說？是戰友偷去的。甚至知道是誰，一位學笛子的勁頭和我在伯仲間的同學，好幾次來偵察過，我早從他的眼神，看到狼子野心來。薄命紅顏，與我的情緣告終。以後，我還吹笛，但是，刻骨銘心的熨帖，活力奔瀉的酣暢，唯初戀可比擬的、全副身心的投入，統統找不回來，終於心灰意懶，和笛子告別。
在失去寶貝笛子20年之後，我在異邦，全心為了謀生而掙紮。有一次逛唐人街的書店，無意中看到玉屏笛，錦緞盒子盛著，是F調，比原來的G調稍長，卻夠親切了，一如邂逅分手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初戀情人。書店老板看我對著笛子發呆，二話沒說，塞過來，說：“拿回去試試，新雨不來舊雨來，看你這神情，年輕時當過‘發燒友’是不？”我臉紅了，按價目牌付上12塊買下。一手握著盒子，一手提著塞滿青菜腐乳臘肉的購物袋，擠上巴士，一如找回了煙雲縹緲的青春。
一到家，費盡心機才貼好竹膜，一吹，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喑啞突兀，一如老牛在霜凍的稻田裏拉犁。我喘著大氣，抱頭欲泣。唉，別說北方曲子的吐音，南國用濫了的滑音，弄不出來；連氣也出不順暢。往昔，元氣通過撮起的唇，送出綿長的一脈，在孔眼放大為婉轉萬狀的激流。那氣，講究的是細圓，均勻，強健，綿長。真力彌滿的生命，流失在何處？
這回，我徹底地絕望了。碰巧昔年三位高手的末一位—榮，也移民來舊金山定居，一次他來我家，我把玉屏笛送給了他，表達對過氣的被崇拜者一點過時的景仰。榮拿起來吹，功力也遠遜於高中時代。我說：“你那時不是最愛吹《花兒與少年》的嗎？我還暗裏罵過你套用吹廣東小調的指法，把它弄得油腔滑調呢？”榮茫然搖頭，說都忘了，連那曲子。我用手打拍子，哼了過門。他約略記起，勉強吹了頭一個樂章，到了“如歌的行板”，遲遲疑疑，不敢前行。
我的血卻在澎湃，忘情高歌：
（哎嗨喲—）
繞過了一山（呀）又一山（呀），
山坡上有呀有幾朵牡丹，
（哎喲）白牡丹耀人（嘿呀），
紅牡丹摘著要破嘿（呀）
……
榮的笛子沒跟上來，我低頭看，他把笛子擱在膝上，對不起18代祖宗似的低著頭，久久不語。看氣氛過於沉抑，我改換話題，和榮聊起另外兩位笛手。位居第二，以“循環換氣”，即全用鼻子呼吸、不間歇地吹奏全曲見長的晃，在我們留校造反時，死於一次荒唐的事故：他在宿舍關起房門，拿一支小口徑步槍來打靶子，一顆子彈卡了殼，他用鐵條捅槍膛，子彈飛出，命中心髒。這位出身貧苦的獨生子，沒有來得及過21歲生日。父母從鄉下趕來，哭得那個淒慘，我倆今天憶起，鼻子還酸酸的。至於我的第一號偶像—齡，據榮說，也沒有靠笛子成就過什麼來，離校以後當上小學教師，娶妻生子，一如不吹笛子的其他平常人。笛子，雖然我和他們幾位，為之沉醉，為之癲狂，終歸隻是笛子而已。豈止笛子？《少年維特之煩惱》中殉情的少男，如果幸免於死，不必說享到天年，到憂患中年，他就曉得，愛情，也就是愛情罷了。笛子之內，之外，之上，有生命，有命運。
我在紐約的地鐵站，上車坐定。笛聲悠揚，尾隨而來，我才來得及品評她的技藝。她，該算中等，如果在“文革”後期，她可以憑一管笛子，混上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專業演奏員的飯碗，在“三句半”、“鑼鼓詞”和樣板京劇折子戲的間隙，由一把高胡伴奏，奏一闕悲鬱的《老工人講的故事》。從年齡看，恐怕當過知青。從臉相揣測，是北方人，也許在北大荒或者內蒙熬過來。當我在嶺南老家，為掙買紙煙的3毛錢進深山打柴的時光，她正值雙十年華，明眸皓齒，楚楚動人，是《花兒與少年》裏的“花兒”啊！那陣子她要在“幹打壘”裏頭吹起笛子，會引來多少後生的腳步和眼光？什麼時候，她回了城？什麼年月加入“洋插隊”大軍，受橫行的英語與美式苦頭的“再教育”？什麼緣故，讓她拿起笛子，在這裏，把凝聚了愛情所有的純真與美麗的《花兒與少年》，出賣給吃飽城市噪聲的土洋耳朵？能對付房租和一天三頓飯嗎？她的丈夫和孩子呢？
我想起了紐約詩人彭國全詠紐約地鐵的一首詩，他把四條鐵軌比作小提琴上四根弦，演奏小提琴的中國留學生，憑它來運載鄉思。我想，地鐵站台上長長的甬道，姑且比作一管笛子吧，中國女人用它，吹響一代人遺落在故土的青春。啊，花兒與少年！
山裏的牡丹（呀）開千層（呀），
照得川裏的水（喲）紅（呀），
（哎喲）牡丹雖好摘去難喲，
紅不到手是枉然（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