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若幹叔叔，不是《紅燈記》裏那種表叔，是真的叔叔，他們有當兵的，參加過中印邊境反擊戰；有搞藝術的，為若幹偉人雕塑過銅像；有搞學術的，在馬列主義理論研究方麵屬於權威；還有一個在四川音樂學院教外語，號稱在汶川大地震的時候從來沒有往樓下跑過，就是這個叔叔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他的手臂有點毛病，不能很高地舉起來，也不能很好地放下去，很像當年周恩來總理的模樣，不過周總理的傷殘是長征時騎馬摔的，我叔叔是小時候被我爺爺打的，原因是不聽話。據說不聽話的孩子長大了都有出息，我這個叔叔基本上實踐了以上理論，他少年時就跟著中共地下黨混過，有著革命經曆，青年時從北京跟著副總理陳毅到四川給蘇聯專家當俄文翻譯，後來四川缺乏這方麵的人才，他就留在了成都，由於不願意在政府裏成為官僚，所以去做相對比較自由的教員。
作為教員，他肯定很另類，尤其是中蘇關心惡化之後，俄語不吃香了，他就基本上不上課，而過多涉足社會問題研究，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自然而然成為了造反派，而且在九眼橋一帶名聲頗大，大到省裏要平息兩派武鬥必須向他請教對策，大到有官員要躲避災難必須投到他門下，當然也大到他自己進了冠名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勞改隊，被送到部隊農場勞改教育。
不過，由於他能言善辯，平時對人真誠，在部隊農場倒也沒受什麼罪過，幾個現役師長、團長的還把他當成朋友，不僅以他胳膊有殘不需勞動，還經常酒肉伺候，他在勞改隊中儼然成為大爺。
“文革”結束，我叔叔依然不好好教書，而是投身到幫老幹部平反，幫同事訴冤上去，後來幹脆直接介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大討論中，到處怒斥“兩個凡是”，再後來，又走遍全國忽悠市場經濟理論，並參與中國市場經濟報的創建，與中央黨校和中央理論班子的專家們一同高談闊論，很是風光。
對海南，他情有獨鍾，因為他和海南人稱為第六公的雷雨是至交好友，在雷雨先生因汽車事件而陷入低迷狀態，一蹶不振的時候時常陪伴其飲酒聊天，消遣時光，或者周遊四方，養精蓄銳；也曾幫其出謀劃策，填充理論根基和試圖東山再起的路徑。
他多次與雷雨先生微服來到海南，深入調研，夢想著能夠在中國最大的特區尋找一個膽子更大一些的突破口，真正實踐小平同誌關於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而不是克隆深圳和複興上海）的高瞻遠矚，然而，鑒於當時的特定情況，沒有人敢於接納他們的意見，最終是敬而遠之，不了了之。
後來，雷雨先生又有機會為廣西的改革開放貢獻力量，我叔叔也借機坐鎮北海，招攏一批所謂有思想的企業家，想搞一塊更為開放的試驗田。不過，他紙上談兵是高手，實際運作是庸手，還沒開練，先發生內訌，有錢賺都你爭我奪，有風險全你推我讓，結果在北海一事無成。我分析，除了信仰的分裂和性格的差異之外，可能與文化背景的水土不服也有著直接關係。在淮南為橘到淮北就為梔了。
我叔叔至今已年過80，但依然是老憤青一個，他最大的願望就是要以文字形式完成人生三部曲，第一部記錄1950到1960年代中期，第二部記錄“文革”，第三部記錄改革開放30年，因而，足不出戶，終日整理資料，以至於汶川大地震都不足以使他離開家，他說死也要和他那些記錄著他人生經曆的資料一塊死。
我期待著他的大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