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解不開的知青情結一樣，紅色情結在我靈魂深處也長久地存在，處於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
知青情結當然是自身經曆的必然結果，無論上山下鄉的年代給予了我們什麼樣的慘痛折磨或幸運機遇，我們都將永遠對那段曆史耿耿於懷；而紅色情結是兒時所受教育導致的觀念成型，紅軍、“紅匪”、紅黨、紅旗、紅領巾、紅袖章、紅五星、紅領章、紅孩子、紅太陽、紅海洋、紅色中國—這一切不可能不讓伴隨共和國一同成長的一代人打下紅色的烙印，紅色，成為了曾經的理想象征和時尚崇拜。
因而，將電影《紅色娘子軍》改編成為20集電視連續劇並進而改寫成為長篇小說，則是紅色情結在生活中的又一次泛起。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紅色情結絕非上個世紀某些年代的彼紅色情結，因為我們不再是熱血青年，也就是說，當紅色情結於21世紀又一次通過文學的形式進行表達時，其內涵和文本的意義已經產生了微妙但不容置疑地變化。
用通俗的話說，這是後反思時代的反映，因為我們麵對的事實是：我們的子女已經把憤怒的青年、嬉皮士、性解放、垮掉的一代當成古時候的事，把“勇敢”地用身體寫作的衛慧、棉棉當成落伍的姑媽，新人類都不足以表述他們的與眾不同，必須使用新新人類的字眼才能完成過把癮就死的心態，木子美式的宣泄和美女製造以及如何能夠一夜暴富才能讓他們津津樂道。
正是基於這樣的事實，使我們要重新審視堅守了很多年的信仰貞操如何才能維係下去，何況，兌變和異化同樣不可避免地在我們心理上產生著。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初期，海南正陷入比法國大革命更瘋狂的房地產和股票的熱潮之中，為了躲避毫無規劃遍地而起的水泥垃圾，我迷惑地徘徊在萬泉河畔的田野間，驚訝地發現了當年瓊崖縱隊女戰士的蒼老身影還在沉重地出現，她們或在稻子地裏插秧，或在山林中撿柴，或在豬圈裏鏟糞，或在麵無表情地凝視著遠方，沒有英雄的氣概，沒有英雄的待遇，沒有英雄的言語，沒有英雄的環境，完全是海南農婦的模樣。更令我愕然的是，紅色娘子軍指導員的那個原型居然剛剛被摘下匪屬的身份沒幾年。
她們不善言談，使我無從查找她們心路的曆程，但是我能夠隱約感覺到，“古有花木蘭替父去從軍，今有娘子軍扛槍為人民”的歌詞已經無法詮釋幾百個青春年少的海南姑娘為什麼會在20世紀30年代拿起殺人的武器，離開自己的家園、父母、情人、丈夫，義無反顧地走向可能或潛在的不歸路。
必須要對這些女性的命運給以重新的認識，否則就是對她們的不公，對曆史的不敬，對紅色情結的褻瀆。
於是，冒著被“炒冷飯”、被“嘩眾取寵”的議論，我和郭小東開始了很可能不討好的20集電視連續劇及長篇小說《紅色娘子軍》的創作，在這一刻，討好、市場、藝術、發行量、收視率等已經不在我們的視野，腦海中翻騰著的隻有一件事，那就是用21世紀的觀念闡釋我們這代人永不會消失的紅色情結，從而使一群於當今正是追星年齡的女性用血淚和生命寫就的曆史更加真實、更加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
人們，千萬不要忘記她們，她們也曾是如花似玉，也曾是活潑可愛的一群，於是有了20集電視連續劇《紅色娘子軍》的劇本並有了由此而問世的長篇小說《紅色娘子軍》，她們的生命在其中複活，她們的生存狀態在其中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