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要說這個美國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學習。有一晚，我們在他家裏聊天，已經十一點了。聽到門鈴響，保羅去開門，帶進來一個年輕的姑娘，她來這一帶找親戚，天黑了，找不到，就敲門問路。保羅說了一句：“請等一等。”便進屋脫下睡衣，換好衣服出去，開車陪送那位不認識的姑娘找親戚去了。
聶華苓笑著告訴我們說，王蒙前年曾經給保羅做過一個鑒定，說他“出身好，勞動好，群眾關係好”。王蒙說得對，保羅的勞動的確是好的。去年他七十三歲，每天都要把一個或兩個很大的垃圾袋搬到山下去；屋頂漏了，他自己上房；地板壞了，他自己修理；掃院子，剪草坪，把院子裏的枯樹鋸倒，劈開，壘整齊，留到冬天燒壁爐，既有風趣，又可省電。這種自己動手的習慣，不隻保羅這樣，我看到的很多美國人都是這樣。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他們的父輩大多是勞動人民，即使很多人後來富有了，甚至成了政府官員、學者教授，但並不都擺官架子，大多數還是像普通人那樣，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動手去做。
過去保羅負責國際寫作中心時，聶華苓幫助他，是他的助手。現在聶華苓負責了，保羅是她的顧問，也是她的助手。保羅的美國式的求實精神，影響了聶華苓，而聶華苓的中國式的細膩大方也為國際寫作中心增加了更多聲望。聶華苓雖然入了美國籍，是愛荷華大學的一個教授，但實際是一個非常中國式的中國人，一個講究人情，殷勤能幹、賢惠好客的中國婦女。有時她好像一個幹練的工作人員，一個善於應對的交際家，但實際她還是一個作家。她有作家的敏感。有作家的坦率與熱情。她經過風霜而沒有怪癖，很能隨和而從不盲從。她從事艱難的事業但又很樂觀。她的堅毅的工作精神和爽朗的笑聲，都是非常動人的。
凡是在國外生活的中國人，都很自然地對祖國懷抱著強烈的希望，希望祖國繁榮強盛。但同時也存在著對祖國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時間、地域、知識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響，產生了一些懷疑，特別是由於十年浩劫，“四人幫”的大破壞和某些反共反華專家的肆意渲染，使我們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壞的印象。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別人都能完全同我們自己一樣，同我們走過幾十年戰爭曆程的老黨員那樣，理解那深藏在我國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產黨的偉大作用。現在許多外國人，或在外國生活的中國人，都願意同我們親近、友好，增加了解，發展友誼，這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聶華苓主持的國際文學交流是這個潮流中的一股力量，又推動這個潮流更加前進。盡管她在今後工作中將遇到很多路障，但我相信，他們能夠辨別是非，排除幹擾，取得成就。他們的工作，不隻博得各國作家、人民的讚同，也得到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中有識之士的支持。一九八一年八月間，保羅和聶華苓夫婦獲得美國五十個州的州長通過的國際文學工作獎，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一九八二年夏
橄欖球賽
州外的一個大學的球隊要來愛荷華，同愛荷華大學的球隊比賽橄欖球，這是每年都要舉行的州際球賽之一。這個消息在愛荷華是頭等消息，已經飛翔好些天了，甚至電驚動了從來對球賽毫不熱心的我。在這場球賽的前幾天，保羅就好幾次興奮地告訴我，已經為我們買好了門票，非請我們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輕時也是橄欖球的愛好者。據我觀察，好像極大部分美國人都是橄欖球迷，都是橄欖球運動的愛好者。比賽當天，從八點鍾開始，我們公寓樓前的大街上，汽車就一輛接著一輛，兩三部車並排從飛機場那個方向駛來，就像幾條巨龍從高坡上安靜地快速地連綿不斷地下滑，經過我們窗下的街道朝一個方向，馳向愛荷華區的大球場。這些球迷有的是從芝加哥，或更遠的地方乘飛機到愛荷華，在機場轉乘汽車來的，也有是從鄰近的那些州的城鄉來的，東南西北，各條路上都有汽車趕來。一早，城市就不安寧了，四麵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車，都朝這裏湧來。聽說球場能容納十萬人，就是這個城市人口的兩倍，我還有點懷疑。在北京天安門，有五十萬人或一百萬人集會，我會覺得平常，但在愛荷華這麼一個幽靜、美麗、風景如畫的小城，怎麼能吸引十萬觀眾來參觀球賽呢？然而當我們——保羅、匈牙利作家Gyorgy Somlyo夫婦、印度作家Sunil Gangopadhgag夫婦乘汽車將要接近賽球場時，我們相信了。
在賽場的外圍，我們還在車裏就看見車輛擁擠，像波浪一樣向一個方向推進，而且聽到了賽場內傳來的號聲、鼓聲、人聲、真是金鼓齊鳴。這嘈雜轟動的音樂，是在鼓舞運動員們向前、拚搏。賽場四周的馬路停車場，都密密麻麻停滿了汽車，汽車無法開到門口，我們就被迫下車了。我們緊張地跟隨人群走入球場。周圍都是人，我沒有時間顧盼，也來不及細聽，匆匆忙忙從人堆中、人縫中走上了看台，找到了我們的座位，實際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占了，不過美國人還是講秩序、講禮貌的，很快給我們騰出一小截地方，我們將就著擠進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強強坐了下來。球賽已經開始一會了。秋陽下，四麵看台上擠得層層疊疊，萬頭攢動。我的周圍全是紅男綠女，老老少少，個個都用熱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場上。他們一點不注意我們，周圍誰也不管誰，好像忘記了現實世界，隻是關注球賽的進程，不斷地叫嘯，揮拳，搖頭，頓腳，歎氣，哈哈大笑，坐立不安。為了什麼呢？就為了球場中的那個球。可是我極目去看、去找、球在哪裏呢？隻看見那些運動員，個個膀粗腰圓，身高體大，都戴著防護麵罩，穿著護身盔甲，像古代出征的勇士。球出現了，一個人撲上去，其餘的人也全撲過去，壓上去，兩隊球員成群的在那裏相撲，爭奪，球不見了，球又忽然從人縫裏飛了出來，人們飛速地散開，朝著球衝去、撲去，人又堆在一塊了，摔了，倒了……於是四周的看台上喊聲不止，打口哨的，叫罵的，振臂狂呼的，隻要有了一個球的勝負，看台上的啦啦隊，球場四周的鼓樂隊，鼓號齊鳴，歡聲四起。這樣熱鬧的場麵，一會又重複一次，一次比一次強烈，狂熱。我目不轉睛地盯著賽場和那群奔跑拚搶的彪形大漢，我怎樣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聽不清混為一體的人潮轟鳴，我隻覺得自己像滄海一粟，在海濤衝擊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騰，人山在崩裂，我好像離他們很遠，不了解他們，不明白周圍發生的一切。我癡癡地看看我周圍的這個那個。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nna Somlgo）端莊地坐在我旁邊，她真美麗，年輕的血液在她白嫩的皮膚下隱隱流動，她總是能吸引許多作家、許多人注意她的，可是這時，在擠滿人群的看台上，誰也沒有注意她。印度作家的妻子，一個小巧玲瓏、端麗如觀世音菩薩的東方美人，擠在放聲呼號的上了年紀的高大的女觀眾當中，隻顯得像一株纖弱的蘆葦，隨時都可能被風吹倒、壓碎的樣子。我用同情的眼光看她們，她們回報我一個無可奈何的親切的微笑。而保羅呢？這位老詩人，一個美國的老運動員，一向就很健康，灑脫，這時一麵評論和介紹著球場上的形勢和運動員的技巧，一麵也不忘記跟觀眾一起為運動員們叫好，為他們惋惜。他完全沉浸在他那精力充沛的年輕時代去了。球賽能使人年輕，使年輕人向往勇猛，使老年人引起甜美的回憶，使女人想到丈夫的英武，而更愛自己的丈夫，這種運動有益無害，觀眾緊張愉快。我能替別人著想，為別人的歡樂而歡樂，雖然我對球藝可說是一無所知的。
比賽場內真是波瀾壯闊，場地四周排列著穿製服的樂隊、舞蹈隊。球賽休息的時候，勇士們馳騁的戰場，變成了演奏音樂的大樂池。愛荷華大學的音樂愛好者組成的一二百人的龐大樂隊，穿著整齊的製服，奏著樂器，整隊進入球場，隨著樂曲的旋律，組成各種隊形，間以少女的舞蹈表演，一時樂聲飛揚，彩旗漫卷，賽場空氣由緊張熱烈轉入輕鬆愉快。我們好似被軟風吹拂，頓覺清新，幾個人相繼走下看台，站在樓下一個進口處的小賣店旁邊。保羅搶先擠進買飲料的隊伍，等了好一會，遞給我們每人一杯可口可樂，涼颼颼的冰水，沁人心胸。原來擁擠在看台上的人，這時集在小賣部附近，三三兩兩，走來走去，我們總算能消消停停地稍稍猜度這些片刻之前完全沉醉在那種樂趣中的人們的心理享受。匈牙利客人望望我問：“有趣嗎？”我也望望他說：“很難說。我以為是好的，不過是美國的。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小球。”我用手比劃著，意思是乒乓球。我說：“容國團，西多，約尼爾……”他懷疑地更望望我。我又說：“西多、西多，你們的；容國團、容國團、我們的。”他明白了，大笑，一邊點頭，一邊說：“西多、西多，約尼爾……”他的夫人安娜也懂了，連連點頭，兩人都說：“乒乓、乒乓好。”
我們沒有等球賽結束便回公寓了。一路上，那賽場的人聲、樂聲，時遠時近，仍在腦中回旋，好似仍然置身球場。那種強烈，那種歡騰，那種狂熱，實在表現了美國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獅，執著如蒼鷹。在這樣傾城空巷，熱烈競爭的賽場上，秩序井然，鬧而不亂，也表現了美國人民的文化修養，這給我的印象很深。我雖然不懂橄欖球藝，但我能夠懂得那些為球藝而喝彩的普通人的滿足。他們樂觀和健康。他們很會生活，會工作，會休息，會玩。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二日寫於大連棒槌島
電影《錫鼓》及其他
先講電影故事。住在公寓裏的作家和我的翻譯都告訴我說，愛荷華大學學生中心來了一部好電影，是曾經在美國獲得國際大獎的一部西德影片。片名《錫鼓》，是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原著在美國也是一本暢銷書。聽了朋友們的介紹，我自然願意去開開眼界，長點見識。我到劇場稍微晚了一點，劇場裏電燈剛剛關上，我們隻得坐在最後邊的一個角落，翻譯坐在我旁邊，有時告訴我一點劇情。因為怕影響別人，不便多說。我主要是用眼睛看，加一點自己對英文字幕的一知半解。我現在講的自然不會完全，但從我眼睛看到的，大致可以理解了。但願不發生太大的誤解。
影片開頭是一幅收獲過的田野，平展展一望無垠，沒有山，沒有樹，沒有障目的東西；天色灰蒙蒙，可能是陰天，或者是傍晚，一個中年農婦獨自坐在地上在吃剛燒好的土豆。遠遠的那方，兩個警察追著一個犯罪的人，或者是逃犯。鏡頭慢慢移近了，這個逃犯跑到了農婦麵前，求她幫助。農婦四顧，實無處可藏，便把自己的大裙子掀起來，這人匆忙爬了進去，她把大裙子蓋好，裝著無事的樣子。兩個警察趕到了，問她，她敷衍著他們。警察四顧無人，她正支吾他們時，忽然怪叫兩聲，坐得不安。好在警察沒有留意，不再追究，徑往別的方向追去了。警察走遠了，農婦把裙子掀起來，那位藏在裙子裏麵的人爬了出來，觀眾看見他時，他褲子的紐扣是解開的。我這癡笨的腦子，許久以後才悟出那農婦呼叫、不安的原因。我很不理解這個鏡頭的用意。後來這個男人背著農婦收獲的穀物跟隨她，兩人高高興興地回家了。過了一個時期，警察又來追查，男人逃跑了，農婦抱著一個嬰孩遠遠地望著逝去了的男人的影子。後來這個嬰孩、私生女長大了，嫁給一個有胡子的丈夫，但她另有一個情夫，也有了一個孩子，這孩子是她和情夫生的。這個孩子不知因為受了一點什麼魔，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孩子有一麵錫鼓，他隻要一打鼓或吹哨，就能把玻璃震得粉碎。這個孩子因為從小發現了他母親和情人的曖昧行為，曾從樓梯上摔下來。後來有一天，又發現他母親去和情夫約會，他跟蹤去看，他雖在屋外樓下，卻能透視他們的行為，和聽見他們的聲音。他母親一走進情人住的屋子，兩個人互相不看一眼，各自急不可待的“脫”，脫光了便摟在一起。兒子氣極了，吹起口哨，淒厲的嘯叫把房子窗戶的玻璃都吹碎了，紛紛落下。後來他這母親死了，父親雇了一個年輕的使女。這時他雖然體形毫無變化，仍像個小孩，可是他實際長大了，而且和使女發生了關係。這天他從外麵回家，發現他父親正在奸汙這個他愛著的使女，他闖了進去，打走了他父親……這些事都完全無一遮掩地在銀幕上顯示出來。後來這使女同他父親結婚，又生了一個兒子，但這個兒子實際是他的。他疼愛那睡在搖籃裏的嬰兒。後來戰爭侵擾他們這個村莊。他隨著父親一家人離此他去，當他要隨火車而遠去的時候，他的外祖母，就是影片開頭那個在曠野上的農婦對他說，意思是：“你可以長大了，世界就是這個樣子，你已經全知道了。”電影就這樣結束了。自然裏邊還有一些細節，但我沒有全懂，大抵就是這樣。我看這部影片，說實話是勉強看完的，其中表現性生活的那些鏡頭太露骨，不堪入目。但這部影片在外國，並不算是黃色電影。那些黃色影片，全部表演性生活的影片，隻在標有“XXX”的電影院放映，而且是不準六歲以下或十歲以下的小孩入座。《錫鼓》是藝術故事片，並且以藝術故事片而在美國獲得國際獎的，看了之後，我在我所能理解的範圍內思考，我認為原書的作者可能是有他的思想的。他的思想就是他認為現實社會實在充滿了罪惡，一無可取。電影並不一定是宣揚這種低級的混亂的生活。但我不理解，影片為什麼要把一些醜惡的東西，這樣原原本本呈現給觀眾？觀眾到底能從中得到什麼？是厭惡，使人惡心，使人對現實生活產生不滿，因而向往美好；或者使觀眾欣賞，誘使人們去追求仿效呢？散場時，我從一些觀眾的眼中（絕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他們的神態以及他們的讚美聲中看出來影片還是投人所好，迎合一部分人的低級趣味。影片完全自然主義地塞進一些挑逗人、引誘人走入邪道的不道德的東西。如果影片編導以為自己隻是在客觀地表現毫無思想的人世間的現實生活，那就錯了，社會效果絕不可能和主觀願望那樣一致。這也是我個人所不能接受的“藝術隻是藝術，無所謂思想性”的觀點。我們有些同胞，一個時期不加選擇地，一味醉心外國電影，我就介紹這麼一個。很可能有人會笑我落後保守，那就隨便，讓他們譏笑吧。
幾天後，愛荷華來了一個紐約百老彙的歌劇，各國的作家都去看。歌劇的劇名我不知道，但故事簡單：一個舞劇院或舞蹈團招收八名新演員。報名的有十六個男女青年。其中穿插有群舞、單人舞、雙人舞、三人舞等，其實是一些簡單的舞蹈動作或隊形變換。考試中，有的人用歌，有的人用朗誦，有的人用舞蹈，表現自己的家庭、學曆、愛好、誌願，和為什麼要來應試，為什麼喜歡舞蹈等等，每人的情況各異。有些朗誦、歌唱，引起哄堂大笑，我聽不懂，看樣子也是很動人的，趕緊問坐在旁邊的一位懂外文的朋友。表演者還在眉飛色舞，觀眾的笑聲不斷。朋友悄悄告訴我道：“他正在說他的同性戀生活，他是一個同性戀者。”我不禁愕然。難道這是一種這樣引人入勝的生活，值得在廣大的觀眾麵前宣傳的嗎？我又問旁座的朋友，以前那幾個應試者講了些什麼。她悄悄說道：“反正各人都說他們的生活，有平常的，也有驚險、離奇很動人的。”但什麼是驚險，什麼是離奇，什麼是動人，我腦子裏裝了很多問號。這個戲很快就完了，從十六人中錄取了八名。當主考的導演宣布一個一個錄取的名字時，台上台下的空氣，在輕鬆愉快中顯得十分緊張。觀眾對十六個男女青年就業非常關心，觀眾和演員的情感在交流。被錄取的八個人興奮跳躍，落選的悻悻然，帶著微微的慍怒離去。這個戲情節簡單，不需什麼特殊化裝，舞台裝置簡單，後幕是巨大的玻璃鏡子，十六個青年以外，還有兩三個主考、監考的人。鏡子一照，虛虛實實，加上燈光的變化，演出很活潑，觀眾欣賞。十六個來曆不同的男女青年把美國現實生活中的一角，形形色色，集中在舞台上，很幽默有趣地表現出來，確實反映了一部分美國人的精神麵貌。真可惜我不懂外文，不能完全領會劇情和它的全部優點。但我覺得這種形式是活潑可取的。看來他們隻在客觀地述說，旨在引起觀眾的趣味，吸引觀眾到劇場來，這是一種正當的娛樂。他們有沒有如同我們這裏的相聲，含有寓意的、幽默的諷刺文學，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完全白描，正常健康，自然也好，但如果隻限於有趣，隻望能博得一時的笑聲，卻不能給觀眾以比較深刻的印象，也不引起觀眾的是非之感，愛惡之情，美醜之分，那就沒有什麼太多意義了。自然這一個戲不能代表美國全部的舞台藝術，而且這隻是我的一種朦朧的感覺，是不足為據的管見。我相信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愛好和情趣，我們應該尊重每個民族自己的藝術創造。我隻是自己思考，一切藝術作品，是否能夠不表現任何思想，而隻是自然的，客觀的，生活的再現呢？是的，古已有之，不能說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表現了什麼思想。就是亭台樓閣，盡管別具一格，也不見得就表現了什麼思想。但這裏總有妍媸，總有清濁，總有生氣勃勃或萎靡不振；總有使人清新與崇高，或令人鬱悶與空虛。一個作家、藝術家無論如何是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生存的。他一定對世事有感，有愛惡，有評比。標榜藝術作品不應該表現思想，不也就是一種思想嗎？
中國周末
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主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周末，去年九月底舉行。來自海峽兩岸的中國作家、旅美的華裔作家和來自世界三十幾個國家、地區的各國作家，借這個機會，集聚一堂，接觸、交談、相識，談論中國文學的現狀和前景，彼此留下一些愉快的回憶。今年因為經費不順手，主人沒能邀請外地的華裔作家來參加，但仍照舊舉行了一次“中國周末”，召開專談中國文學的座談會和一次表演中國民族舞蹈、音樂的欣賞晚會。
十月卅一日下午在愛荷華大學藝術展覽館的一個側廳舉行中國作家的報告會。我向來不善於也不喜歡做報告。九月中旬在寫作中心第一次座談中國文學的會上我講過一次。那次會擠滿了聽眾，許多人沒有座位，都席地而坐。聶華苓當主席，講話的有蕭軍、吳組緗、陳明和台灣來的年輕詩人蔣勳。我講的題目是《中國文學現狀》，結果不大受歡迎。第二天，住在王曉蘭家裏，在愛荷華大學教中國民族民間舞的、北京去的中國舞蹈學校的教師許淑英打電話對我說：“阿姨！你的講話被認為太官氣了，好像官方代表講話，這裏人不喜歡聽，他們希望你能講講自己。”現在中國周末舉行報告會，我又要講話了，我就問過，征求過意見，講什麼好？回答都說：你就講自己最好。我自己有什麼好講呢？我便照大家的意見，預先寫了一篇關於我的生平與創作的稿子，準備在會上念，這樣翻譯的人電便於翻譯。另外講話的人還有黃秋耘、許淑英和蔣勳。原來也請陳明講話的，他一看時間不夠，多講不可，三言兩語，什麼也講不透，便推辭了。這次聽眾大約有一二百人，在愛荷華就算很熱鬧了。在這之前，舉行過一次世界女作家和愛荷華群眾見麵的講話會。被邀請來美國參加寫作中心活動的世界各國，包括中國、挪威、丹麥、希臘、波蘭、匈牙利、巴勒斯坦、印度、菲律賓、墨西哥、阿根廷、美國的作家共十三人。來自世界各地文壇亡的女秀，像過節一樣，穿著民族服裝，按年齡長幼列隊入場，我曾心想，這如果是在中國，無論在北京或中小城市，與會的一定非常踴躍，要擠破大門的。但那天當我步入會場時，我卻吃了一驚。能容納三四百觀眾的劇場，稀稀朗朗坐著約一百多人，我奇怪，難道這麼多國際上的女作家在這樣一個高度文明的大學城裏，就隻能號召來這麼一點人嗎？後來我停留美國的時間長一些，才明白，一二百人，雖不算多，但也過得去了。像我這樣平日全憑臨時的情緒來講話的人，如果上台念講稿，是不可能精彩的。但是這次，我沒有念講稿，我離開講稿，講了作為作家的我和人民的聯係。這不是應景，隻是完成了預定的一項節目，我感到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