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有一個月之久，我們雖然住在一幢堂屋裏，我們的房門對著房門，但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他。清晨，不知他什麼時候起床，起床後就出門去了。夜晚總在我睡後很久才回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麼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對他隻是完全順從，是一件附屬品。
大約在一個月之後，姚蓬子才逐漸留在家裏，而且找我說話了。他對我訴說，他的確是對共產黨灰心了。他告訴我他是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的。他把寫有接頭地點的紙條吃下肚了，沒有供出一個同誌。還說過去他很早就同潘漢年（潘漢年領導他的工作）約好，萬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這樣準備著的。後來，解到南京監獄，他看見有一些比他老的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先後自首；特別是他看到李竹聲，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後，那個留守上海在臨時中央主持善後工作的人，在被捕後，竟能把幾十萬元黨的經費交給國民黨自首，為自己留下一條活命，他就產生一種思想，如果需要犧牲，首先應該是李竹聲。這些人都貪生怕死，那他為什麼要死呢……他還說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給我說這些的時候，我的感情已逐漸平複，不管他話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聽不進去，我看透了他，我們是兩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誌、戰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盡管我不免為此難過，但我卻已把對他的同情、憐惜，一個同誌的熱情，一點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靜地思考，現在國民黨安排他和我們住在一起，一定是別有用心的，是有所圖謀的。國民黨當然企圖利用他來軟化我，對我勸降，至少可以監視我，把我的言行，一舉一動都告訴國民黨。國民黨以為他仍會是我的好朋友，認為他對此刻的我將產生很大影響。在這種影響下，希望我逐漸可以發生變化，變得與姚蓬子一樣投靠他們，變為安分守己、老老實實、馴馴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種想法，既然他已經不是我的戰友，他是在為敵人做事，我為什麼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來欺騙國民黨呢？這種想法和做法，我當時並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馮達的一點影響。我十分痛苦，但卻逐漸習慣有這樣的看法、想法，並逐漸嚐試著以此來對待姚蓬子。我本來是一個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簡單的人，但現在處在如此艱難複雜的社會裏，為了應付環境，要鬥爭生存，要戰勝敵人，迫使我不得不也變得複雜起來，變得稍稍聰明一點。對姚蓬子是這樣，對原是我的丈夫的馮達，何嚐不也是這樣呢。
自然，我一直沒有因為我，而要蓬子或馮達再幹什麼對黨和革命有損的壞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離開南京時，我仍然希望他們不要被國民黨牽著鼻子走得太遠，我希望他們珍視自己的餘生，努力爭取將來能有回頭是岸，立功贖罪的機會與可能。
十六 馮達的打算
馮達同我的一次談話，我永遠記得。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鬥爭。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後的幾天，一個晚上，他很慎重地對我說：“丁玲！我不應該瞞你，我一定要告訴你，離開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裏去廠一趟，他談到了我們搬家的事。他說以後每月給一百元生活費，讓我們獨立住家；但這不是說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無法自己謀生，他們應該給你生活費，這我不能拒絕。不然，你在南京城裏，怎樣生活？沒有犯人坐牢還得自付飯費的。至於我，情況同你不一樣。我已經走錯了一步，什麼話我也不想說了，說了也無用。總之，現在我是一個沒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卻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沒有了，沒有任何希望了，這隻怪我自己。我曾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在國民黨眼中，我不值錢，他們瞧不起我！有我無我對他們無足輕重。我現在又有病，按一般情況，如果我能找到一個鋪保，或者我老家來人，具個結，我是可以被釋回家的。這也有先例。不過現在國民黨不會這樣做，這是因為有你，他們不能放你；他們也不能像對你那樣對待我。那晚，那個姓曹的說，要我到一個翻譯機關去翻譯一點資料，算是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這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差使，也不會有什麼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還說這個機關人員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產黨員（自然是自首過的）；我不得不答應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為了我，我沒有辦法可以保護你，但我總想幫助你一點什麼。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幫助你實現這個惟一的願望吧。我在他們麵前表示遷就，他們就會容易相信，以為我還可以牽製你。你就應該利用這樣的條件。他們把蓬子弄來同我們住在一塊，我看也有這個意思。他們以為過去你同姚蓬子是好朋友，據說你被綁架後，社會一度傳說你已死難，蓬子寫過紀念你的文章，很可能誇大了同你的友情，謬稱知己，不管別人怎麼說，都是死無對證。現在，你也要利用這層關係，你平常為人太單純，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們的處境，你的願望，都應該仔細考慮。”我一時被他的這些話嚇住了，馮達竟要去國民黨一個機關做什麼翻譯，這怎麼可以呢？他這不是越陷越深嗎？如果他去國民黨機關上工支薪，我一定得同他分開。過去一同監禁，我曾幾次要求分開過。他分辯得那樣誠懇，又說懺悔，又說幫助，我還有些相信，或者說是半信半疑。但他現在居然說要去做事，那不是也成了國民黨禦用的走狗麼！我怎麼還能同他關在一起？但現在我再提出分開，國民黨仍是不會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氣，我罵他，但都沒有用。過去，他也許是受了騙，上了當，以為可以混過去，所以講出了我們家的地址，還可以說是一時的錯誤，釀成了大罪。但這次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事後才對我說，可見他主意已經下定了。他總歎說他是沒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為這有一部分也是受了國民黨特務的欺騙宣傳，他總以為黨絕對不會饒恕他了，而且一定會采取非常手段來製裁他。但這又從哪裏說起呢？我隻說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錯了，就不能再錯。是一個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壞事，你的前途，隻有不去那裏當什麼翻譯。你如果真回去的話，我以為不會像你想的那麼恐怖可怕。萬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黴了，也比在國民黨這裏好。你怎麼不做更長遠的考慮呢？而且，你去那裏當翻譯，不管你翻譯什麼，不管你做的多少，你總是進了人家的門，為人家做事，你不隻絕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麼做人？”
馮達聽了，也很沉重，他說：“與你無關。這是我自己決定的。我想了很久，內心很痛苦，但我認為：我不忍拖你下去，也不能總像現在這樣跟著你，我跟著你隻能拖累你。有什麼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國民黨對你的監視能夠逐漸放鬆，然後你就可以找機會跳出去，脫離這個苦海。我說過，你什麼時候離開南京，你走後，我就回廣東老家。我們是命定要分開的。現在我的身體很壞，肺部這半年來經常疼痛。我不一定能活得長，但我希望能夠看到你自由。”我看到他的臉色發紅，微微滲著汗珠，我不願多想，隻說：“那我們現在就分開。”他說：“分開！分開！一定要分開！隻是你暫時不要鬧出去。”他又說：“我明天要去那個機關，可能要填一份履曆表。你不必為我擔心，我會盡可能給自己留有餘地。我最擔心的就是斷了你回家的路。我知道你一定能堅持住，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這一夜我沒有辦法闔眼，他好像也轉側通宵。事情怎麼竟會變得這樣，真是不能想象。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看來，隻得過一時再說。但不管怎樣，馮達現在是要到敵人的一個機關裏去工作了。要應付姚蓬子，也要應付馮達，我將應付這越來越複雜的困難環境。既要提防他們，又要利用他們作為掩護，欺騙敵人，麻痹敵人，創造條件，使自己能和黨取得聯係，得到黨的幫助和營救。我能做得到嗎？天哪，我一定要做到！
十七 張道藩三碰釘子
一九三四年五月間的一天，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張道藩光臨明瓦廊了，說是將來看望我和姚蓬子的。對這個人過去隻知道他是國民黨中央的文化官，傳說是一個大官僚。對這種人我過去根本不屑於注意，隻有仇視，並不了解他的根底。我意識到此時此地到這裏來看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不管怎樣說得好聽，名是拜訪，實是審問，是了解，是安撫，是欺騙……總之，對這些人，我都要警惕。張道藩的樣子看來很隨和，說這次來拜訪，是為了消除我的寂寞，他建議我寫點文章，不願意發表就不發表，又說寫劇本最好。他說他現有一段戲劇材料，他願意介紹給我，供我寫作參考；如果我肯執筆，那就太好了。對此我毫不考慮，毫不動心，我推諉說身體不好，無意於此；我說我從來沒有寫過劇本。他見我這樣冷淡，話不投機，沒有坐多久就告辭走了。大約過了個把月，張道藩又派人用汽車把我同姚蓬子接到他辦公的地方（不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也不是國民政府），這是一幢有花園的小洋房。他單刀直入，闡述了第一次見麵時對我說過的建議，希望我寫這個劇本；我一定不寫的話，無論如何，就為這個劇本編寫一個故事提綱。但我又都拒絕了。他對此表示很遺憾；隻得用汽車把我們送了回來。第三次又是他親自來，他十分得意，歡歡喜喜地告訴我，劇本他自己寫好了，隻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見，或者就請我動筆替他修改一下。我簡直奇怪，他太屈尊了。我仍用第一次見麵說過的話拒絕，說自己不懂戲，也無意於此。他才索然無趣地走了。從此以後，他沒有再來，我也再未見到他。隻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知道這個劇曾在南京上演，報上大登廣告，轟動一時，熱鬧了一陣，劇名就是他同我談過的。隻是劇本內容我不知道；現在就連劇名我也忘記了。不過那時這個劇的確上演過，主要演員和演出的負責人，我都記得，他們當時曾托人給我送來了入場券，但因為感情上很難受，無心去看就是了。半個世紀後看來，當年我拒絕參加張道藩提出的這個劇本的寫作和修改，是在無意中對國民黨企圖利用這次演出打擊左翼文化革命運動的如意算盤給了一個小小的釘子。
十八 三會張天翼
在明瓦廊住了一個多月，我試探著在夜晚，在後門的一條馬路上散步，居然沒有受到阻攔。於是我膽子大了一點，便試著在白天走得稍遠一點，我希望有好運氣，能碰見什麼熟人。果然，有一天我帶著母親、麟兒去夫子廟，在一個小茶館裏喝茶，忽然看見張天翼和高植也在那裏喝茶，同座大概還有一兩個我不認識的人。高植曾在我主編《北鬥》時投過稿，通過信，見過麵，是一個在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文人，不屬於什麼黨派，思想不紅不白，我稍稍招呼了一下，敷敷衍衍地說了幾句話。但我一看見張天翼，心簡直歡喜得要跳出來，隻是不敢流露出來，我急忙過去打招呼，但不能說什麼。我隻悄聲對張天翼說了幾個字：“明天上午，雞鳴寺。”便趕快離開茶館回到了住所，暗自咀嚼著這一時得來的喜悅，幻想著明天的前景。
我對張天翼當時的思想情況和他過去的曆史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左聯的盟員。他的短篇小說《二十一個》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為題材的，我是喜歡過的。“一·二八”前後，他搬來上海，我們一起開過會，遊行示威時他和楊騷、樓適夷在左聯隊伍前麵打著大旗呢，我們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我們是同誌。我以為看到他，就等於找到了左聯，找到了黨。我多高興啊！
第二天我獨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風景區雞鳴寺，八點鍾的樣子，遊人很少。我無心觀望風景，隻是在山門前的道上和後邊閣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張望，焦急地等待著。大約過了一個鍾頭的樣子，張天翼果然來了。這時，隻在這時，忽然有許多從來沒有想到的往事和問題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他是黨員嗎？他能為我保守秘密嗎？他能見義勇為，為我擔受風險嗎？我不能夠明問，隻在心裏暗自掂量著，過去我曾聽說他在南京國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謀生還是掩護？他的姑父邵元衝是國民政府的要人，邵元衝是否同情共產黨，他們之間關係的深淺究竟怎樣呢……我審慎地望著他，又無暇仔細深思，畢竟喜歡壓過了一切。他是左聯的盟員，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樣嚴重，為什麼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衝這種社會關係正好為他做掩護？總之，我還是相信他，那些懷疑一閃即過，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我們像老朋友那樣排排坐在雞鳴寺閣子前的小路邊上，我焦急地問他上海左聯的熟人的情況。他告訴我，上海白色恐怖嚴重，馮雪峰已去蘇區，周揚、夏衍去了日本，錢杏屯不容易找著；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澆在我頭上。我不知怎樣才好。這時是初夏，可是我卻像深秋時的寒蟬，隆冬時的僵蟲，說不出一句話，連動也不能動了。我能不能求一求張天翼，把我帶走吧！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煉獄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這一線希望我能不緊緊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給我一絲陽光，給我一條生路？我木然地望著他。他也隻攤開雙手，無言以對。他也問到馮達，問到姚蓬子，我也簡單地答複他。那種種艱難處境，我的痛苦的曆程，我內心的打算，對他的希望，都給一時的沮喪噎住了。我是否應該向他完全打開心扉？我遲疑著。一個受驚的，被關閉幽禁了一年，幾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經習慣隨時隨地都戰戰兢兢，提心吊膽，為著防備別人，話到口邊便咽下了。滿心想把別人當成知己，無所不談，卻又顧慮重重，躊躇不已。太陽快當頂了，隻得同張天翼分手告別，懊喪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獨行，又回到那布滿愁雲的陰暗的住所。
一回來我就後悔，責怪自己，為什麼不向一個同誌，一個戰友敞開胸懷，盡情抒發，把所有的痛苦交給他，把所有的希望告訴他？盡管我應該有些顧慮，有所警惕，但對他抱有防備之心是不應該的。於是過不久，我又鼓起勇氣走向張天翼的住處。這個住址是我在雞鳴寺時問他要的，這條街道的名字現在我已記不起了。那時我在他住的大門口曾停了好一會兒，久久不能決定，最後才丟開顧慮走了進去：那種不知所措的心情至今也不會忘記。原來他住的不是一般獨門獨院的中式平房。而是一座兩層樓房。大門口掛有五六塊白底黑字，或黑底金字的招牌，是我弄不清楚的各種名稱的機關辦公的地方。自然這不是大機關，或者隻是一些小單位，或者是一些空招牌，實際隻是經營買賣的代號，也可能是某些私人聯合經營辦公務、做買賣的事務所。總之，這座樓房和它門門掛的那些招牌，使我當時認為很複雜，使我一時猜疑不定。可能隻有我才會有這些猜測。我遲疑了好一會兒，最後認為既然張天翼住在裏麵，既然他能住，我為什麼不可以大膽進去呢？難道明瓦廊，那個我現在的住所不比這裏更複雜，更危機四伏嗎？於是我大大方方闖了進去。這樓房裏麵並不豪華，張天翼的姑姑住在樓上。樓上似乎住了不少戶，一點也不像是黨國要人邵元衝的家宅。等不及仔細思索便敲了他們的房門。我還未進門就聽見屋裏的笑聲和麻將牌碰撞的聲音，原來張天翼正在和他的姑姑、外甥女，或者什麼親友在打麻將。張天翼看見我闖進門來。好像很平常，對我點了點頭，打了一下招呼，沒有離開牌桌，仍然注意他手裏的牌，他的姑姑拉了一張椅子讓我坐，我就坐在她的旁邊看他們打牌。我以為張天翼會明白，我是特地來找他的，不是來玩，來閑坐，是有正事，是有求於他才來的。我焦急地看著他。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理解我的來意。他打了一局又一局，他一家人，他姑姑，他外甥女兒，大家歡樂地有說有笑。我坐在旁邊的冷板凳上，呆呆地望著他們，我心急如焚。我找不到機會，哪怕說上一句話也好。我完全可以大聲說：“天翼，我有事找你，想和你單獨說幾句話。”可是我總抹不開，我不知道怕什麼。看樣子他們很寬大，並不怪我打擾了他們，隻是好像沒有我這個人似的。我在敵人麵前是受盡折磨的，但在朋友麵前，忍受著這樣的冷淡，卻是第一次。我勉強撐著，不願傷心，但到底坐不下去，看著他們不會因為我而停止雀戰，我隻得慢慢站起身來告別。主人既不留也不送。像我進門時那樣點了一點頭，就算招呼過了。我的心像懸在空中，像浮在水上，腳不感覺是踩在地上那樣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幢樓房。究竟是怎樣回到住所的，我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從此，一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裏，隱隱地難受。我不理解張天翼，隻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這種心情，直到幾十年後，經過了幾十年痛苦之後，才慢慢悟出當時張天翼對我這般冷淡的因由，我是不能責怪朋友的。我是陷在那樣一個泥潭裏，敵人又捏造和散布了許多謠言假象，為什麼朋友們不應該對我采取謹慎疏遠的態度？為什麼當時我沒有想到，凡過去認識我的，知道我的，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可能要揣測我，估量我，甚至有所懷疑呢？我應該理解，國民黨和他們執行的陰險政策把我推到一個被審查的地位，我首先應該設法取得朋友對我的信任。我怎能主觀地以為誰都應該相信我，毫不懷疑我而真心幫助我呢？
以後在南京，我再也沒有去過那幢樓房。後來我搬到苜蓿園去後，天翼來看過我，而且最後在一九三六年，還是他帶來了黨給我的信息，並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離開南京去到上海。因此我對他一直是充滿著感激，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年他為我冒過的風險，給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 方令孺女士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醫院生了祖慧。我這時的心境像掉進了枯井那樣幽暗與悲傷。回憶一九三O年我生了祖麟，隻兩個多月，他父親就被捕，三個月他父親就被殺害了。我不得不把嬰兒送回湖南交托給我母親？我隻身返回上海，繼續苦鬥。一個做母親的，一個有著母性本能的人已經太難忍受那拋離親生兒子的痛苦了；而這個女孩卻使我更加悲苦。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丟到垃圾箱裏去嗎？我能把她送到育嬰堂、孤兒院嗎？我能留給她的父親，使她終生也蒙受羞辱嗎？我隻能把她留在我的身邊，我是母親，我應該對她負責，不隻哺育她成長，而且要盡心守護她，不讓她受羞辱，盡心教育她，使她成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負著一時無法分說的恥辱，也許還得就此終我一生。十月半我從醫院搬到中山大街。因為我不願再回到螺絲轉彎，我要離開那變相的地獄。在那裏我們的前院旁院都住著一些身份噯昧的人；進進出出我都得經過他們的住處，任人側目審視。我常常喊叫，既然說是自由居住，就應該讓我自己去租住民房，無論如何我是不回那住過的地方。因此，當我住院時，馮達和姚蓬子幾次商量，才租了這幢房子。這是在中山大街向東拐進去的一條小街上的一幢小樓，上下各三間。我們一家住樓上，姚蓬子一家住樓下。在這裏大約住了兩個月，我幾乎沒有下過樓，國民黨也沒有派人再來這裏騷擾我。我在這裏隻是養病。不過意外的，我在這裏卻遇見了一個終身難忘的朋友。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為不速之客忽然降臨了。她那時不到四十歲，長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於甲狀腺腫大，動過手術，顯得稍稍有點突出。但她的那種溫柔大方卻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後站著一位十五六歲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兒陳慶紋。她謙虛地自我介紹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別來看你的。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歡你的小說。我想你在這裏一定太寂寞，我能為你分點憂愁嗎？有什麼事我能幫助你嗎？”怎麼聽到的又是這一番話！我不免用懷疑的眼光望著她，心裏在想，是否又是國民黨派來的？她要幹什麼呢？她看見我很冷淡，便不多說；隻對我的母親表示一點尊敬，說了幾句恭維話，又對我的子女稱讚了幾句。然後便文靜地告辭了。我不安的心還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她怎麼知道我的住處的，當時忘記問她了。我壓根不曾想到我的住處能夠保密，我以為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闖來的。此後，她每過一個月，或兩個月便來我這裏一次。她從不同我談政治，也不問我的生活情況，隻是點點滴滴同我談她的心曲，如讀書後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國書，翻譯過來的。或還沒有翻譯的。談她認識的一些文人的印象，這些人多半是我不認識的，是她在青島大學的一些同事，老一輩的所謂新學家。這些她都當故事娓娓道來，在我隻有一顆十分空虛的，寂寞的心的時候，也能勉強聽下去。後來她便談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愛情。談這些她也不動感情，隻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講一部寫得非常細膩動人的小說。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國的老老少少的婦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別是像她這樣有著一顆美麗的心靈的知識分子。後來我也到她的家裏去。她住在我這條街的對過，叫娃娃橋。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東樹的後裔。她的那個大家庭是一個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側院的三間大廳，後邊是院子，前邊是小花園。繞過她的廳子，還可以進入她家的一個更大的花園。隻是那個園門不是常打開的。她住的三間廳子布置得很好。她帶著三個女兒，用一個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裏非常安靜，很少客來。我慢慢認識到，我和她來往，是無害的，便逐漸放寬了心。後來，一九三六年我和黨取得聯係，就曾把她的家作為黨與我通信聯係的地點。
方令孺是一個誠實大方的人。抗戰初期，我在延安時，曾經向她要過一部《昭明文選》；那是因為毛主席曾經對我說，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選》。她特地買了這部書寄給我。我們從來都沒有對人說過，隻是悄悄地高興為別人盡了一點力。她知道我是為誰要的。
全國解放，新中國成立後，她到北京時總來看我，還在我家住過。她的儀態仍然與那時一樣，總是很文靜地對我談一點她的新的感受。一九五七年，繼全國作協的批鬥大會後，在全國婦聯召開的一次批鬥我的大會上，我望見她了。我為她很不安了一陣。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為我非常非常的難過，可是這時她無法對我表示同情，也無法安慰我，分擔我的憂愁了。二十二年後，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聽到她已經逝世，我不免淒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為人，想到她曾為我分擔苦痛，她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個有非常美麗靈魂的人，是一個好人，我一定還要寫她，將來有時間，我一定要任情呼喚你，方令孺同誌！
二十 母親嗬，何時再見？
母親完全不像以前的母親了。記得我小時候，不管她經受了多麼大的挫折痛苦，她總能保持她的那種意氣風發的神態。她衝破封建習俗，入學讀書，勤奮好學，抱負遠人，以救國為己任。我弟弟死後，她從絕望中努力自拔，四處奔走，為貧苦人家子女辦工讀學校。“五四”、“五卅”運動時，她熱情澎湃。帶領學生教員去大街講演。我有時也曾看見她煩悶過，甚至唉聲歎息。但不多久，她便又奮身振作。我們母女一直是心心相印，互相體貼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她為大勢所迫，難舍難分地離開了心愛的學校，但仍是滿懷豪情。一九二九年在杭州與我們同遊西湖，飲酒賦詩，似乎是一個完全不知憂愁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頻陪她都覺得自己的精力不夠用。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後，我送麟兒回湖南老家，我抑製痛苦，強打精神，把死訊隱瞞著，騙過了她，她慷慨勇敢地擔起撫育幼兒的責任。但現在，我看見的母親老了；不隻年齡、麵容老了，而且心情顯得寂寥，似乎同我隱隱有點距離。為什麼她從來不問一聲也頻的事呢？她什麼時候知道他犧牲的消息的呢？我壓根沒有告訴她，她也從來不問我。現在我們身邊多了一個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問；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認識，而無須打聽。我想她什麼都不知道也好；她不問，我便也不說，我們都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都怕碰著這些充滿苦澀的現實。媽媽嗬！你叫我怎麼向你說呢？我知道你看見我現在這個樣子，你會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麼全告訴你，你會更痛苦。你為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無條件地支持我；而現在我卻連累你，把你拖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叫我怎麼說呢？母親在明瓦廊住了不到一個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一些朋友們在那裏等她。她參加了一個什麼會，又作氣功又治病。媽說她對世界，對人類都不能再有什麼作為了，於是她學氣功，學治病，扶困濟貧。總還有點用處。我心想這也許是一個搞封建迷信的會道門。但母親堅持說這不是迷信，她是把這當成科學來認真學的。她承認這裏麵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死腦筋，迷信，可是她是用這個方法來修身養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她一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學深一點；她應許我一百天以後再回來看我。我隻得讓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找黨的關係，但又覺得她是辦不到的。上海的朋友中她隻認得王會悟，而王會悟這時已隨李達去了北平。我把這話忍住沒有說出來。我隻要求她一定回來，因為我實在希望她能把孩子們帶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來了，在上海隻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沒有住上二十天，便無論怎樣要返回湖南。她說家裏還有許多未了之事，來時也隻打算把孩子交給我了就回去的。現在已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氣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帶出來的那個女用人想家，也吵著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們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一些牽牽絆絆的雜務、人事完全棄之不顧的，她還需要生活。但現在就要她帶兩個小孩回去，的確是太難了。不過孩子遲早一定也要走開的，我不能讓孩子困住我。我現在要用孩子和媽媽，暫時留在南京作為人質（國民黨不就是這樣希望和安排的嗎？），換得敵人對我的疏忽，鬆懈對我的防範。有朝一日，到了那一天，我能遠走高飛時，我一定要想辦法預先安置他們，讓他們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個安身之地，那個簡陋的窠還是很重要的。我現在是再無別人可以依賴的了，歸根結蒂還是隻有母親嗬！這樣，我隻得同意。十月中旬她就帶著那個女用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親愛的媽媽，你一定要回來！我們何時再相見呢？
二十一 苜蓿園
十一月初，馮達檢查身體，醫生說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臥床平躺休息，還要吃有營養的食品。那時治肺病沒有什麼有效的藥，隻是用鈣片把病灶包圍起來，讓結核區逐漸縮小，這樣，他請假在家，一天到晚無聲地躺著，很想回老家廣東去，但又說不願在此時此境留下我獨自受困。我卻打算從此分手，帶著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三三年國民黨不準我自由回湖南，現在又怎會放虎歸山？如果提出來被拒絕，那就不如仍然暫時不提。可是這日子怎麼過？麟兒思親，整天懷念剛離去的祖母：嬰兒缺奶。日夜不斷地啼哭。我自己向來是天涯遊子，從來沒有操過家務。現在困住囚籠，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樣安排？再求我母親出來，一時是不可能的。馮達已經垮了，對我也是負擔。他認為他在國民黨人的眼裏是一個小人物，無足輕重。既然病成這樣，就可以釋放回家，頂多再由家裏具一個鋪保了結。可是他總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這裏受罪，心裏覺得慚愧，隻好拖過一段日子再說。
這時姚蓬子接受國民黨給他安排的差事，到蕪湖去編輯《蕪湖日報》。這報是國民黨辦的，他去當主編，卻沒有實權；他原也不是搞報紙編輯工作的。他去，隻是表明他聽話，俯首帖耳跟著國民黨。因此他不願帶妻子兒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錢，和妻兒兩地生活，自然花費要多些。我同樣也感到經濟的拮據。馮達治病，要花錢，小孩雇奶媽，也要花錢；我又不會操持家務，從沒有管理過家庭錢財。這樣我們兩家都願意節省開支，合夥吃飯，減少用人，日用開銷都由姚蓬子老婆經營；而且他們夫婦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個比較僻靜的新造的兩樓兩底的屋子裏，租賃了樓上的三間。姚蓮子的妻子帶著孩子住一間大些的兼吃飯。馮達一個人住一間小些的養病。我帶孩子們住另一間。房子很擠，但房租便宜多了，這時，我總想躲開人，越遠越好。在這裏過了幾個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氣好，想法要搬到城外鄉下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國民黨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終於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園。我想隱居在這城外的陋巷，暫度時光，以後再說。
苜蓿園坐落在中山門外一個小村莊裏。是左恭替我找到的。左恭是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時認識的。那時他同曹女士初戀，曹女士與我同在一個補習學校。二五年春季，我幾乎每天都到他家去。我們那時都沒有黨派關係，都崇拜魯迅，都渴望自由，都對將來滿懷希望。大革命失敗後，不知怎麼搞的，他們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對他們選擇的道路有些不滿：而他們也認為我過於驕傲，我們就疏遠了。但是左恭和我始終沒有斷過聯係。我們不談政治，不觸及我們或許有過的分歧，我們保持著一絲舊誼。這時我需要有人幫助，便設法找了他。他那時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已經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願意幫助我，便在中山門外，找到這幢五間房的茅屋，茅屋周圍有些空地，竹子圍籬。屋子小，質量不高，房租也不貴，有點像隱士的居處，恰合我意。正房後邊還有兩間灶屋。我和姚蓬子兩家人於一九三五年春天搬了進去。左恭從來沒有來過我這裏，我卻兩次去找他。他對我的思想、打算、處境從不詢問。我對他的生活也不調查。但我相信他不會害我，事實上他也總是願意幫助我。如果我還有什麼事要求他，他會為我奔走的。但自然對於我真正想做的事，他是無能為力的，因此我什麼也不會告訴他。後來我們便沒有來往了。新中國成立後，我聽到過有人談起他，說他在抗戰前就同“我們”，同我們地下黨有些聯係，一九五O年我在北京，他來看過我一次。我們相對坐了一會兒，都沒有把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想問的事問一聲。大約覺得我們相近過，也互有了解，卻長時間隔離得太遠，好像霧中山水，總有點朦朧一片，須要問的太多，就又都克製住了。後來當我回憶到一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胡同，以及三一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磯，馬車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著的情景，我曾後悔，我是應該多了解他一些的。我們為什麼談得那樣少，特別是關於我們的政治經曆和思想見解。現在想起來，可能是我們都不願因為曾有過的分歧影響那脆弱的友情。我們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卻又因此使我們有所隔離，反而隻剩下一點空虛和淡漠。
二十二 傷寒病
苜蓿園像荒村裏的一座草庵，我奄奄一息地蟄居在這裏，似乎應該打掃塵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來。然而我心裏整日翻騰，夜不能寐。在春雨綿綿的時候，在夏蟬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獨自佇立在屋簷下，仰望雲天，輾轉思謀，下一步棋該怎樣走呢？母親終於又來了。她是無法拒絕在困境中的女兒的請求的。馮達病假超過半年，不能再領工薪，他是我的負擔，精神上的、物質上的，但我不能一下把他推掉，因為我還可以借助他。我把他安頓在後邊的灶屋住，隔離開來。現在他的作用，隻是讓國民黨人看來，我還是不忍棄他於不顧。他也隻表明他的無可奈何勉強陪我度過這難熬的歲月。表麵上我們還是夫妻，他的存在，還可以掩護我，讓國民黨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沒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正當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時候，我感到我的身體無法支持。不知為什麼我每天下午發燒，時間長了，人沒有一點精神，疲累不堪，我懷疑是不是我傳染上了肺病。我去醫院照了片子，但沒有結果。這個醫生這樣說，那個醫生那樣說，吃了一些藥，毫無效果。就這樣每天繼續發燒。我先還瞞著母親，一人放在心裏著急。後來病越來越厲害，整口整夜咳嗽，咳得頭痛腦脹，不能平睡。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擔憂。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將怎樣呢？各種各樣的想法，啃著我的心。我已經受盡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好像對我倒是一種解脫。人世間任什麼我都可以不留戀，都不牽掛，母親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丟掉。但我隻有一樁至死難忘的心願，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黨裏去，我要向黨說：我回來了，我沒有什麼錯誤。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條件下都頂住了，我沒有做一件對不起黨的事。但我知道，由於敵人散布的謠言，現在我處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著，無法為自己辯白，洗清傾倒在我滿身的汙水，我還陷在深井裏。這樣又拖了一個多月。病毫無轉機，我隻得向母親說：“媽！我得花一筆錢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醫院的內科主任替我治病。聽說這個主任醫術高，隻是非常勢利眼，對頭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細，對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媽媽，我得設法弄錢。可是從哪裏來錢呢？隻得向姚蓬子暫借二百元。我想他是能答應的，他父親有錢；不過一定得還他。你看你還能從家鄉想點法子嗎？”我母親看見我的態度認真，感到事態嚴重。她擔心地說：“你自己的病你自己應該清楚。你自己做主，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的為人。你是了解的。我一生都不求人。憑我幾十年在家鄉的一點信用，幾百元錢還是可以張羅得到的。你千萬不能耽誤，先借點錢，治了病再說。”我小的時候，父親病重時，母親即刻把她的陪嫁衣服、首飾、古玩、家具全都賣了，替他請醫買藥。父親死後留給她一筆一筆大大小小的債務。她便把全部房屋田地變賣得幹幹淨淨，還清債務，隻剩下一擔兒女壓在肩上，離開故土，到縣城裏自力更生，以小學教員的微薄薪金養育我長大。後來我能寫作拿點稿費，卻因自辦出版社虧本負債，最後還是她寄來三百五十元償清債款。這兩年，我自然更沒有分文能給她，在湖南鄉下，麟兒就全靠她雙手撐持，我連問都不敢問他們是怎樣熬過來的。現在在如此險惡的處境中，我又病倒，除了再向她伸手，別無辦法。母親幾十年來省吃儉用，節衣縮食，把什麼都耗在我這個孤女身上了，我什麼時候才能為她的苦心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場！媽媽嗬！這是由於我的不孝嗎？是你的命苦嗎？你是那樣熱情地以助人為樂，那樣胸懷坦蕩，把痛苦踩在腳下。我是你惟一的女兒，我什麼也沒有給你，卻總是拖累你。我一定要學到如你那樣堅強，我要活下去，為人民作事，對國家作貢獻。我不能倒下去！至少我不能把我個人應該承擔的負擔再交給你，我應該洗清自己，還你一個幹淨的女兒。那麼，好吧，讓我先治好病，然後再一步步地向前走。有你，親愛的媽媽，我應該無所畏懼了！
第二天姚蓬子從蕪湖回來。我請來中央醫院的內科主任就診。他顯得很有把握似的說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療。我住進了二等病房，單間，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一次交了兩百元住院費。果然，醫生、護士川流不息地來到病房。主任說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電療，又打針。可是仍不退燒，熱度有增無減。白天，我燒得認不清人，方令孺來看我，守在我身邊，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於用冰涼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較清醒。我按醫生說的，臨時雇了一個保姆守夜，她為我全身按摩，這樣我才感到稍安。我心裏昏沉沉地，灰暗暗地，什麼痛苦，全無所感覺，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一炷，默默禱告著：“我不要死嗬！不能死嗬！天可憐見，讓我活下去嗬！”我注視著窗外，萬籟俱靜，我揣測著明天，盼望有一個好天氣。
就這樣，我盼望著，拖著，人消瘦了，滿頭的頭發脫光了，但卻慢慢活過來了。內科主任說得的是傷寒病。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內科主任把我救活的，還是我自己逐漸好起來的。我住醫院的錢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該出院了。一天，我又悄然回到了苜蓿園。苜蓿園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暫時棲息的地方，也是我將重新起飛的地方。
三五年的一個冬天完全是母親一個人撐持著熬過來的。她現在無心給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談那些治病救人的事，隻一心一意照看我一個人，這個她從小帶大的惟一的女兒。她已經是一個老婦人了，又離開了故鄉故土，對別的都是無能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愈的我，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她已沒有什麼可以安慰我的，她隻用她的堅定的耐心，頑強的沉默，讓我相信她還是可以把擔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後的一點存款，是每月存三元，集攢了五六年，為麟兒存的一筆零存整取的定期儲蓄，計劃十五年後一次可以拿上幾百元，這是老祖母最後苦心為她可憐的孫子一點一滴省下來的血汗錢。這時一共也才有二百來元。我一起拿來還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錢收下了。他問我是否願意化名寫點不相幹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蕪湖日報》發表，可以多給我稿費，度過這艱難的日子。我推脫說，日子可以過得去，拒絕了。我心裏想：《蕪湖日報》不是國民黨報紙嗎？我現在落在國民黨的陷阱裏，在敵人控製下，我怎能在姚蓬子編輯的國民黨的報紙上寫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動，甚至是有革命傾向的，當時我的感情也決不允許我在國民黨的報紙或刊物上發表。我想革命者發表文章，唱歌，演戲……總應該分清在什麼場合嘛！化名是騙人，也是騙自己。欺騙總是經不起曆史考驗的。我如果要寫文章，一不能用假名，二不能在國民黨的報紙刊物上發表。過去生命可以不顧，堅持過來，目前這一點困難卻不能忍耐熬過嗎？冬天雖然寒冷，是可以熬過的，過了冬天，就該是春天了！不會沒有春天的。我就像一條死而不僵的小蟲，帶著兩個小孩，在慈母的懷裏，再熬過這個冬天吧。
二十三 春暖待花開
苜蓿園是不會有春天的，但世界上卻依然波濤洶湧，激奮人心。我在床上讀到報紙，看到“一二·九”青年學子的進軍，我的心隨著大隊滾滾前進。我要躍起，要飛出去，要投身到革命的烈火裏去，但是目前我的處境，我該怎樣呢？我沒有忘記我是不自由的。我怎樣才能逃出這四壁鐵牆似的囚籠？逃出來了又到哪裏去？哪裏能夠安生？哪裏能有革命者的自由？怎樣才能成功？才能萬無一失？我反複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動，黨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著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寫文章。我本來是寫文章的，是作家，隻能透過自己的文章，發出信號，於是我努力振作起來，拿起擱置了兩年多幾乎生了鏽的筆，我沿著自己的創作路子，用心用意，寫了《鬆子》，接著是《一月二十三日》、《團聚》等。《鬆子》發表於蕭乾編的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大公報》的副刊《文藝》。《一月二十三口》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七月葉聖陶主編的紀念開明書店成立十周年的專輯《十年》。《團聚》發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文季月刊》一卷四期上。《文季月刊》和蕭乾主編的《文藝》都是以魯迅等左翼戰士為支柱的。葉聖陶從二十年代起，長期來一直都是站在民主革命的一邊，在複雜險惡的環境裏，始終潔身自好，忠實地維護革命。他們都是中間偏左，與反革命的國民黨是絕不調和的。國民黨也討厭他們，不會放鬆他們，但知道他們並不是共產黨，不得不表麵上緩和一點，寬容一點，以裝潢他們的反革命的猙獰麵目。
第二步，我稍稍開了一點門。老朋友譚惕吾來看我了。當年她雖是國民黨黨員，以國民黨員的麵貌來看我，卻仍然保持著一九二四年時對我的純真的愛護與關心。她告訴我，聽說我被綁架後，她曾經四處打聽我的消息；她明說國民黨對我是不會寬容的，曾想殺我滅口。隻是因為有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沒有敢動手。沈從文也來這裏看我了，但我們兩個人的心裏，都隱隱有一點芥蒂。原來在一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綁架後。社會上傳說紛紜，國民黨卻拒不承認。左聯同誌不能出麵，為營救我，想方設法托王會悟和他商量，擬用他的名義，把我母親從湖南接到上海來，出麵同國民黨打官司，向國民黨要人；因為他同我母親也熟。一九二九年我們兩家曾經同住上海薩坡賽路二O四號，他同他的母親、妹妹住三層樓，我們和我母親住二層樓。一九三一年也頻犧牲後，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這次我被綁架後的第十一天，即五月廿五閂，沈從文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為《丁玲女士被捕》，抗議政府當局的非法，為我鳴不平。文章發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52號、53號合刊上。但發表時，刊物主編胡適寫了一則附記，說是沈文“排成後，已校對上版了，今日得著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來電，說‘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此間凡關於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此電使我們很放心。因版已排成，無法抽出此文，故附記此最近消息於此，以代更正。（胡適，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大有來頭的更正，沈先生這時回信給王會悟說，丁玲並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沒有來往了。此後一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過常德，住在第二師範學校，有師生建議他應該去看一看我母親，但他不去；第二師範的同學們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親，並在我母親麵前說了一些不平的話。原來那時沈從文正以摯友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記丁玲》的長文。我母親是飽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過來人，對此倒沒有什麼很多的感慨，隻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她曾經把這些事當成別人的事那樣講給我聽。而我心裏卻有點難受。我對這個人的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種風風雨雨的浪濤裏，他向來膽小，怕受牽連，自是不必責怪的。我理解他並且原諒他。隻是再次見麵時，總有一絲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點不自然，他現在來看我總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應該感謝他的，隻是我們都沒有敞開心懷，談得很少。他見我在一場大病後，身體沒有複元，勸我做點事，弄點錢，養息身體。他說，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可以向王世傑去說，請他幫忙。王世傑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我自然不會同意去國民黨的教育部做事，我謝絕了這番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