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死也不容易啊！
人，一個人的最大苦悶，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感到自己已經無能為力和無所作為。我成天問自己，我還能做點什麼呢？怎樣能做出最後的一點貢獻呢？除此以外，對生活我一無感覺。看書，書上寫些什麼，我不清楚。白天，我不覺得熱，夜晚我不覺得涼，馮達也好，看守也好，於我都無關係。我的過去，引不起我的悲苦；我的將來，引不起我的幻想。我想：我隻能用鮮血來洗刷潑在我身上的汙水，用生命來維護黨的利益。我死了，是為黨而死，我用死向人民和親人宣告：“丁玲，是清白的，是忠於自己的信仰的。”我隻能這樣，用死來證明我對黨的忠誠。
可是，怎麼死呢？屋裏的電燈吊得那麼高，緊緊釘在天花板上。原來早就裝上了電燈的，我剛來時沒有電，一個星期以後才通電，可能是為了演演戲，故意那麼安排的。想觸電是不可能的。看來我隻能用中國可憐的婦女姊妹們通常采用的最原始最方便的方法，上吊。我的那張床是一張大的雙人床，四周都是木柱，床柱與床柱之間架著橫木，原來為了掛帳子的，現在隻有這個可以利用。於是在一個更深人靜的夜晚，我悄悄坐在帳子裏，把一件連衣裙撕成碎布條。把它編成粗布繩子。馮達緊緊捏著我寫的一封簡短的遺書，遺書上說明我不得不自殺的原因。馮達勸我不要這樣。我卻希望他活著，無論如何把我這遺書交給黨，交給一個可靠的人轉交。後來他坐在院子裏的台階上哭泣。我的心很橫，一點不為他的懺悔和他表示的痛苦所動。
繩子編好了。我抖抖它，拉拉它，覺得還合意。我望一眼仍然坐在台階上的馮達。他曾經多麼傷心地攥著我，捶打自己，他曾經是我的愛人，我的丈夫，現在卻隻是一個路人，離我那麼遠遠的。痛哭有什麼用？是的，他曾說過，他應該死去，而我應該活著。但我怎樣活嗬！現在是我死去，我求他活著。因為我認為他是我死的惟一的見證人。他在那裏哭，而我沒有一滴眼淚。我要離開這人世了，我要走了。人世的一切，對我部無所謂了。永別了，我的同誌們嗬！我的親人們嗬！請原諒我，這是我惟一的一條路呀！我冷靜地從床上溜下地，把凳子放在床頭。我站上去，把繩子係牢在橫木上。我望望屋子，很不明亮，有點灰灰的。我望一望用連衣裙編的繩子，是淺藍色的。我把頭伸進了繩套，又把它緊了一緊，然後我心一橫，咬了咬牙，蹬開了凳子。我聽到了凳子倒在地上的砰的一聲，我立刻感到氣堵，憋得難受，更感到身子在往下墜。不一會兒，我別的什麼感覺都沒有了，隻仍感到身子在往下墜，往下墜。好像在兩山之間，好像在棉絮中，好像在泥土中往下墜，往下墜，越墜越快，要墜到什麼地方去嗬？然後，我墜到一個無知覺的深洞中，然後，我失去了一切知覺。
怎麼，我好像到了一片空虛幽深的境地，我又從遙遠的一片幽深的地方慢慢有了一絲一縷的感覺。這感覺如此微弱，如此戰戰兢兢，如此淒苦，如此痛楚。我無法製止。而且慢慢清晰起來，愈清晰，我的感覺愈深。我的感覺愈深，就愈加清晰。天嗬！我怎麼還沒有死，還留在這痛苦的人間！
昏黃的燈光，首先照入我的眼簾；抽泣的聲音送進我的耳底。我厭煩地環視周圍，那根藍色的布繩還拖在床邊。我伸手去拉，那一頭正壓在什麼地方。嗬！原來我身旁正伏著一個人。我想一定是這個人把我放下來的。我本來已安然歸去，你為什麼這樣殘忍，還要把我留在人世，到底為了什麼？馮達哭喪著臉訴說，你蹬踢得厲害，動靜很大，我不忍心呀，又怕驚動了看守。這時我心如刀絞，渾身酸痛。慢慢地酸痛蓋過了心痛。而頸邊又感到刺痛難忍，我想回過臉來，卻扭不過來。無須鏡子，我知道在頸項的兩邊，留下了長長的紫色的傷痕。我是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癱在床上，絲毫不能動？我等著另外的最難堪的時日的到來。
十 顧順章的出現
我躲在帳子裏睡了一個星期。表麵上我說頭痛、肚子痛。看守給我拿了一點清涼油，每天三餐給我送點麵湯、稀飯。實際我是休息，更是躲人，我不能讓看守發現我脖子上的紫痕。過了一個星期，我的精神稍稍有些恢複，能起床了，但我仍用一條毛巾圍著頸項，假說我仍有點咳嗽，保護氣管。隻在這時，我才十分深切體會到我的確是無所作為，無能為力了！隻能任人宰割了！逃既不成，死又未遂，我心力俱瘁，還有什麼力量來重複這種絕望的行動呢？我即使能逃到街上，也會被劊子手們打死，國民黨可以大造其謠，使我含冤莫白。即使馮達不把我放下來，我真就這樣死了，我對得起生我養我的寡母嗎？對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來惟一的幼兒嗎？對得起一切對我友好、對我懷有希望的同誌和戰友嗎？我丁玲在敵人的魔掌中就這樣認輸了嗎？我決不甘心。這時我對一切充滿著仇恨，無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該怎樣才能脫離這魔掌與苦海，才能有一絲希望？我怎樣衝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條縫隙，從這條縫隙中能重見天日，哪怕隻是一縷陽光？
時間過得真慢，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著，不覺暑熱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記不清是哪一天，大約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時候，看守忽然拿進幾樣禮物，什麼水果點心之類的，說：“這是後邊王先生送給你們的。等一會他要來看你們。”王先生？記得剛來這裏時就曾有一位王先生要見我，後來卻又不提了。那時我也沒在意，以為反正是隨便編的一句鬼話，管他什麼王先生、張先生！現在，果然有一位王先生，他先送了禮物，然後再來看我，這位王先生到底是何許人呢？他要來幹什麼呢？
一會，看守領進來一個人。這人五短身材、身板結實、動作伶俐，兩個圓圓眼睛，很有點神采。他沒有架子，非常隨便的，好像常來常往的熟人那樣說道：“許久以來都想來看看你們，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時間了。我想你們一定覺得太悶。”他看見我不知如何回話的樣子，便自我介紹道：“我現在的處境同你差不多，表麵上我能大街上走走，實際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來看你，別無他意，隻是想來為你們解解悶，你放心好了。”這王先生是一個什麼人物呢？他來這裏正在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這是我在二十多年生活中從未遇到過的人物，我警惕地望著他。他看見我不說話，便也末多說，隨便的告辭走了，他令人感到以後他還會再來的。這王先生到底是什麼人呢？
後來還是看守告訴我們，我怎能不為之大吃一驚呢？原來他就是顧順章，一個頗有點名氣的共產黨的大叛徒、國民黨的大特務！關於他的事，我過去聽到過一些，新聞紙上也為他大吹過。他是一個複雜的人，不是我這麼單純的人所能理解的人。但我心裏清清楚楚，他是一個大壞蛋。而且自然也明白了，這群看守、這群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都是他的黨羽、部下，他現在的出現顯示了國民黨對我決不會善罷甘休。
顧順章果然接著又來了，他對我的冷淡，好像毫無感覺似的，好像他隻是來這裏找一個老朋友聊天，講他過去開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講他帶魔術團四處跑碼頭表演的事。開古玩店的確是一個比較容易隱蔽的行業，誰會料到那些來買賣字畫陶罐的人竟是共產黨員呢？玩魔術也是一樣。玩魔術、變戲法在舊社會，一般都認為是走江湖混飯吃的，哪裏會聯想到革命和共產黨呢？顧順章又來過，每次來都擺出同我們是老鄰居，像串門的樣子，在我麵前玩魔術，拿幾個乒乓球玩，一個變兩個、變三個、變四個、變五個……又拿幾塊紅綠綢子，紅變綠、綠變紅、有變無、無變有。也玩香煙，點燃的香煙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來。他常來，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態度多麼冷淡，他好像不懂這些，不在乎這些；來了就講一點社會新聞，他對社會人情講得頭頭是道。他講生意，講買賣，顯得精明；他玩魔術，手法幹淨。他也講他的曆史，掩飾自己，說他並沒有出賣共產黨。說黨對他發生了一場無可挽回的誤會。他裝出一種不怨天，不尤人的樣子。他還講他的將來，說將來要退出政治舞台，到農村去，興辦農場、講求實業，可以由小到大。我隻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來，他也在觀察我。有一天，他在外邊廳裏催眠一個看守。我不懂催眠術，但那個看守的確被催眠過去了，他完全依從他，聽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個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隨後這個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動彈，一點也不知道他被催眠過去後所講過的話和所做過的事。這種情景是令人心驚的。但我對顧順章說：“你不能把我催眠過去，因為我不相信你。我對你的一套方法，你所施展的那些能耐，我壓根不聽！”他隻得說：“如果你是這樣，我是沒有辦法的。催眠一個人首先得他相信我，聽我的。”我過去聽說過，有的時候，國民黨特務抓去我們的同誌，除一般刑具外，也用電刑，有時還使用催眠術來取得口供。但我自忖，我雖然冒著危險為黨工作，可並不知道黨內什麼重要的機密，萬一經不起催眠術，我失去知覺，不能自製，頂多說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左聯的黨團書記。這些，國民黨不是早就知道，而且還有意開脫過我說“你又不是共產黨員嘛”。我說是，不過是一死；我說不是，也仍是一死。因此我泰然處之。過了幾天，顧順章來閑聊時說：“國民黨殺你，沒有好處，不合算。現在外國人為了你在同國民黨打官司。國民黨也不敢放你，怕新聞記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個證據，你是在租界上被他們抓來的。實際他們在租界上也不隻抓過你一個人，抓的人多著呢。外國人認為侵犯了他們的治外法權，早有意見。而你的事被鬧出去了，外國也知道了，外國一些作家名人打電報來反對國民黨抓你，要釋放你。你有名氣，事情鬧出去了，外國人臉上也不好看，所以要和國民黨算賬，他們有一陣子價錢要講咧……”
我不必追問，這些話我已經聽到過了。自然，他說的“國民黨殺我是不合算的”這句話還是打動了我，國民黨抓我，殺我，關我，都得不到他們希望得到的東西，我想是的。但是，難道國民黨隻殺於他合算的人嗎？胡也頗有什麼必要殺的？左聯五烈士有什麼必要殺的？蔣介石早就說過：“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走一個。”反正落在人家手裏，是不會有安全感的。顧順章說這些話的時候，不是同我談判，也不是征求我的意見，隻像不經意的閑談，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過去了。
過了幾天，顧順章又提到這一點，還加了幾句：“老關在這裏是毫無辦法的。我的處境同你們也有相似之處。我想，隻要有一絲自由，找就能活動，就能遠走高飛，我為什麼要困在這裏？”他好像真在說他自己。
我心裏明白，像他這樣的叛徒、特務，在國民黨那裏，的確是永遠得不到自由的。他說想辦農場等等，無非是騙人或者隻是騙騙自己的鬼話。但是，我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無愧地回到黨裏去的。隻要我有一點自由，我真的就可以遠走高飛。如果我長期被密封在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窩裏，的確是毫無希望的。我捉摸著如何才能改變一下關禁我的形式。我要求把我關進正式監獄，我以為去坐牢我就可以爭取公開，可以和獄內的同誌們和外麵黨取得聯係。但他們置若罔聞，毫不理睬。看來這一條是無法辦到的了。那麼，我可不可以設法使他們對我有一個比較放鬆一點的監禁？隻要爭取到一絲縫隙，能從這縫隙裏透過一縷新鮮空氣，一線明媚的陽光，隻要有一點點，就可能生出一點胚芽。發了黴的生物都能長芽，那麼我能不能找到機會讓我的生命生發出一點點幼芽呢？一切都需要有胚芽，有了芽就能生長，有了芽才能有希望成長。我現在被關在密封的罐子裏，沒有一絲空氣，也就沒有一點生機。於是我整天琢磨，我幻想我母親到了上海，我幻想“他們”在同國民黨打官司，而且一定在公開抗議，如為被捕被禁的牛蘭夫婦，為廖承誌、羅登賢等同誌那樣的呼籲援救呢。他們會不會為我請一名律師，爭取找保釋放呢？這些事過去在別的同誌身上都曾有過的。我有時很興奮，但有時又很頹唐。我明白這都是幻想，因為我不是關在監獄。國民黨一直不敢公開承認逮捕了我，他們怕引起糾紛，怕得罪外國人，他們會死不認賬。那麼他們不會放我，也不會把我轉送監獄。難道我就真的隻能枉死在這間陰冷的廳子裏嗎？我輾轉思索，這時脖子上的兩條紫痕雖然已經平複，可是我心中的傷痕，每天都要烙得我心疼。
十一 欺騙敵人是汙點嗎？
一天，顧順章把馮達找去談話。回來後馮達說：“丁玲！過去我犯了錯誤，把家裏地址告訴了別人，雖不是存心，事實上等於出賣了你和梓年，這成了我一生中無法挽回、萬死不贖的罪過，我是沒有前途的了。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我眼看著你自殺，本來應該是我死，而你卻去尋短見，我怎能不痛苦？我惟一的希望、惟一一點要活下去的意義，就是想能幫助你得到自由，你能回到黨裏去。我以前不願我們分開，現在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們命定了要分開的，一定得幫助你回去。我呢？你什麼時候走了，我就什麼時候走。我無別處可走，隻好回廣東老家。隻要你還不自由，我就留在你身邊。我對你沒有要求，我知道你不會再愛我，你對我隻有恨。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實在也不好受。一切都是我的錯誤鑄成的，我隻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適才顧順章找我談了一個問題，如何放你的問題。我簡截地告訴他你的態度。我說你寧可死，決不會接受他們提出的任何條件。你放心，我決不會有什麼事瞞著你。如果我現在還要背著你，同他們一夥對付你，那我成了什麼人！別的不說，我們到底曾經有一年多的夫婦關係。”
我說：“揀重要的說吧。你說他們怎麼說的，我該怎麼做。”
他說：“顧順章還是那麼說，國民黨不想殺你，殺你的確不合算。他們對你同對其他人不一樣。他們自然希望你自首，站到他們一邊，替他們做事；你自然不會幹，這他們明白。但他們也不會放你，至少是現在不會放你。他說他個人認為，你不妨表示一下，可以歸隱，歸隱回家養母。實際歸隱也可以說得過去，無害於人嘛，就說在家鄉找一項工作，平平安安過日子。”
馮達又說：“我已經做錯了事，我決不勸你、不拖你下水；你會以我為戒；但我也想，你的社會地位同我不一樣。國民黨對你同對其他共產黨員不一樣。徐恩曾說你不是共產黨員，暗示了他不願把事弄僵。這是他給自己留的一個台階，也是給你一個台階。自然這個台階不容易下。隻是，我以為老是想死，在毫無希望中想死也沒有意義。難道就不能想一點點活的路子嗎？隻是不要像我，把回家的路切斷了。”
我對馮達的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我認為他怕死，想委曲求全。我卻抱定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
但我的心卻也不能不有所動。遇到困難，總得想出辦法克服困難。為什麼不利用條件，準備條件，想盡辦法爭取保持清白，活著出去？難道隻有死路一條？我並不怕死，我已經死過一次了。但活著才能繼續革命，表明心跡。天下那樣大，我生得有腳，難道我不會走嗎？如果國民黨真的讓我回家鄉，回湖南，總算比較自由了，難道我就不能再離開湖南，遠走高飛嗎？我既然已經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就不會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不會暴露自己真正的政治身份，更不會在國民黨麵前說什麼“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呀”那一套，我不會講出同誌們的住址，更不會出賣同誌、連累同誌。我說回家養母，有什麼不妥呢？誰無父母，誰不養母？又是孤兒寡母！也可以回家，回家了什麼時候都可以再離開家嘛！但對國民黨我決不能輕信，我這樣做了，他們也未必就會對我善罷甘休。這樣的戲，他們演得多了。到了晚上，馮達又說：“我想過了，對國民黨為什麼不可以欺騙呢！你寫張簡單的條子，不要給他們留下什麼把柄，有什麼不可以呢？等離開這裏以後，再想別的法子；兵不厭詐嘛！我看，你可以再考慮一下。”
我想，我可以考慮一下，應當仔細考慮，我反複思索了好幾天。我想，對付殺人如麻、詭計多端的國民黨反動派，革命者為什麼那麼老實，不能欺騙呢？但是敵人比狐狸還狡猾，我用什麼辦法能騙過他們呢？怎樣既能欺騙敵人，同時又不傷害黨、不損害革命利益呢？怎樣才能使自己繼續回到革命的大路呢？我應該繼續跟敵人周旋，可以采用新的辦法跟敵人周旋。隻是自己的社會經驗太少，能力有限，得千萬小心，要不授人以柄，不能傷害黨、不能連累他人。
最後，我決定同意，可以寫一張條子給他們，大意說我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出去後居家養母。我想，這樣如果真能騙過敵人，我便先回湖南，以後再設法出來，就可以遠走高飛，回到同誌們中間，一時留在湖南，也一樣能繼續革命。我這樣寫無損於一個共產黨員的清白，也沒有斷絕自己繼續革命的道路。顧順章拿來了一張八行信紙那樣大的一張白紙，我就在那上邊寫了“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還加了一句：“未經什麼審訊。”這一句是按馮達的意思加的，表示我沒有受刑，這張紙條不是刑逼出來的而已。我當時和現在都一直認為我寫給國民黨的這張紙條沒有什麼價值，既不是叛變、自首，也不表示動搖、妥協。對敵人來說，這沒有什麼用處。對我自己，則可能是擺脫敵人的一種手段。因此，我相信，隻要設身處地、客觀地細想一下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我的困境，便不能借此說我有什麼問題，更不能就此責備我有什麼政治問題。以後無論旁人怎樣說、怎樣論定，怎樣揪住不放，我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錯事。一九八四年中央組織部在對我徹底平反的文件中也說：“丁玲同誌這個‘申明書’隻是為了應付敵人，表示對革命消沉態度，沒有誣蔑黨、泄露黨的秘密和向敵自首的言詞。”一個星期以後。顧順章傳話說，明天可以動身，回湖南去。我趕忙問是不是恢複自由，由我自己回去？顧說：“派人送你去。到了湖南再放，就自由了。”我立刻明白，我並沒有自由。而且我明白，他們想把我轉移到湖南；到了內地，不隻是沒有自由，而是在地方軍閥的封建黑暗專製統治下的更不自由。我回想馬日事變後的湖南大屠殺，那暗無天日的生活，比地獄還壞，還黑暗，還殘酷。我在南京，是所謂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國民黨擔心我會揭露他們在外國租界非法綁架的罪行，更顧慮社會上還有人主持正義，進行聲援營救。如果把我押送回家，落在湖南內地軍閥的陷阱中，我休想能活著脫離魔掌。於是我斥責國民黨的欺騙無信，堅持要在南京就地釋放，堅持讓我自己回湖南，堅決拒絕國民黨派人押送。這樣僵持了幾天，我天天罵國民黨不講信用，顧順章也不再來我這小院了。又過了幾天，他卻又來傳話，希望我能理解他們的難處，他們決定送我和馮達同上莫幹山。我說，天氣都冷了，已經到陽曆十月上旬了，這個時候去莫幹山幹什麼！但這是國民黨單方麵的決定，不是談判，沒有商量的餘地。我賴著不走不行，罵也無用。三四天後隻得動身了。國民黨為了要加緊對我的防範和監視，決定在冬天把我禁錮在與世隔絕的莫幹山上。看來他們對馮達也不能完全放心，所以在押送人員中，除了那些看守外，還增加了另一對夫婦。在一個還不亮的清晨，我離開了王公館。影影綽綽中我走出了一扇巍峨而並不輝煌的舊的大門。像五月十四日在上海昆山花園路和五月卅一日半夜在南京的旅館一樣，我被一群人簇擁著塞進一輛轎車，離開了王公館。那位王先生早已悄然隱去，再也沒有露麵了。
十二 莫幹山的冬天
汽車圍著太湖繞行，我無心觀看車外的景色，一點也不理會什麼“避暑勝地”。我的欺騙手腕沒有成功，敵人比我想象的狡猾得多，但他們押送我到湖南的汁謀也沒有成功。我們還要較量下去的。現在我從南京一個陰冷的禁錮地轉移到杭州的一個淒涼的禁錮地。我每次被迫坐上這小轎車，就感受到壓迫。轎車就像小時候看過的小說上描寫的囚車。這囚車比古代的囚車更堅固，更靈便，更可恨。古時綠林好漢可以劫法場，打碎囚車救出同夥。而現在要從這車裏劫走“犯人”卻要難上千百倍。一路我禁不住胡思亂想，憤恨難平。不知什麼時候到了山下。很多年後，我才得知，原來這莫幹山當年便是國民黨藍衣社培訓特務的營地。
那山勢陡峻，上山下山隻有一條路，路口有哨卡。過了哨卡，我換坐一乘軟轎迤邐上山。上得山來，拐進一個小山坳，這裏有幢獨立的小洋樓，樓前一塊小草坪。樓內正房是兩樓兩底。我和馮達住樓上的一間正房，另一間由同來的那一對夫婦住。樓下有一間客室。樓內原來就有廚師、用人。表麵上這些是看房子的，收拾房子的，其實都是我的“監護人”。這天在客廳後半截吃的晚飯。吃飯時我一言不發，像剛到王公館時那樣消沉。這裏雖然沒有那陰森恐怖的場麵來威脅刺激你。但前途也確像高山上的深秋一樣，涼嗖嗖地等著暴風雪的來臨。一切都與我無關、無緣、無情。我對一切便都冷漠視之。
這一帶的小洋房都是單獨的一小幢一小幢，從我們住的屋裏可以望見遠處那些隱約在樹叢後邊的紅色的綠色的小樓屋的一角。看房子的人說，在這裏避暑的遊客早都下山走了；山上一條最熱鬧的小街上的小店，那些賣冷飲的，賣食品的、賣手工藝品的、賣百貨的全都關了門，門上一把鎖。太陽雖然有，但因兩邊都是山，太陽很晚才出來，很早就下去子。看房子的還告訴我，再過一個月就要封山了，大雪封山交通就斷了。他們正忙著從山下買菜，在山上運柴；還在樓下客廳裏安上了一個鐵桶似的爐子，再過幾天就要用木柴燒起爐子取暖了。在這裏，白天我隻能呆呆地坐在院子裏，遙望那煙霧朦朧的遠山和那由綠變黃的山穀，癡癡地追蹤那翱翔盤旋的蒼鷹。許久計久，從被捕以來強忍著未曾流出的苦澀的淚水，常常潸然掛滿一臉。上山後才穿的一件趕製的不合身的棉袍的下襟裏子，每天被淚水濕透了一層又一層，深灰的布麵上全是一團一片的褪了色的漬印，好像是一塊染壞了的舊布。我一生的淒苦生涯，我的艱難困危的掙紮卻一起湧上心頭。我整天坐在這初冬的寂靜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的一切。萬物皆自由，惟獨我被困在這離地麵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上，像希臘神話中的那些受罪的神。我的心像滾油在沸騰在熬煎，但我卻隻能沉默無言。我要喊、要叫、要撞、要衝擊！但又什麼都不能，隻能讓淚水像涓涓的苦泉，一個勁地往下流，滴在衣襟上，滴入泥工裏，到夜晚就又把枕頭、被頭浸濕。
來到這裏，我曾幾次抗議把我囚禁在這寒冷的高山，還禁止我山門。最使我心煩的便是一日三餐得陪著那位增派來監視我的、使人厭惡的從蘇聯回來的叛徒。後來他們才允許我能在山上各處走走。我自然又萌生了非分之想，每天都到外邊遊逛。先是那從蘇聯回來的叛徒緊緊跟在後邊；後來我與馮達常常不等他們，不顧他們，自己往外走。走到山上，又走向山下。但不須走多遠，總會有一位用人忽然從哪個竹叢裏鑽出來，笑嘻嘻地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每天都不顧疲勞地上上下下，卻總也找不到一點機會。盡管我明明知道下山的路上是設有關卡的，即便我到了山下，也仍然走不出去；即使能偷著出去了，也會在公路上被抓回來。這裏山上山下，四麵八方都安得有密密的電話線路，我能走到什麼地方？能躲到什麼地方？
天氣慢慢冷起來，十一月初山上就下雪了；不下雪的時候，也常常是雲霧彌漫。我隻有一件薄棉袍，白天隻能擁被而坐，喝點白開水，翻翻舊報紙。樓下客廳裏的火爐燒得很旺、很暖和，可是我不願意同那位叛徒促膝而坐。南京來的那群看守雖然粗野、無知，但還可以以人視之；這位高等看守，雖然吃過麵包、讀書識字，也能談點政治時事，如當時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或者共產黨領導人的傳說逸聞，但實在鄙俗不堪。我感到他的靈魂太醜惡，令人難受，聽了他的一些言問就像吃了蒼蠅似的隻想嘔吐。因此我整日整夜都呆坐在樓上屋裏床上，以淚洗麵。
馮達曾是我的愛人，但近幾個月來，我都把他當仇人似的看待。現在，我被隔離在這陰森的高山上，寒冷不隻凍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絹，杯裏的茶水，也麻木廠我的心靈。我實在需要一點熱，哪怕一點點。一點點熱就可以使我凍得發僵的腳暖和過來，一點點熱，也可以把我凍得死去的心暖活過來。這時我根本沒有什麼愛、什麼喜悅，我整個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間還有一點點熱，就讓它把我暖過來吧。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到底也還是一個人，總還留有那麼一點點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裏，一個冰冷的全無生機的小宇宙裏，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凍僵了的心，緩解了我對馮達的仇恨。在這山上，除了他還有什麼人呢？而他這時隻表現出對他自己的悔恨，對我的憐憫、同情。我隻能責備我的心腸的確還不夠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應該恨之入骨的人所伸過來的手。誰知就由於我這一時的軟弱、麻木，當時、以後竟長時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責與辱罵，因為我終於懷了一個孩子。我沒有權利把她殺死在肚子裏，我更不願把這個女孩留給馮達，或者隨便扔給什麼人，或者丟到孤兒院、育嬰堂。我要挽救這條小生命，要千方百計讓她和所有的兒童一樣，正常地生活和獲得美麗光明的前途，我願為她承擔不應承擔的所有罪責，一定要把她帶在身邊，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隊伍裏。這是我的責任，我的良心。哪裏知道後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竟成了一條“罪狀”，永遠烙在我的身上，永遠得不到原諒，永遠被指責。甚至有時還要加罪於這個無辜的女孩身上，讓她從小到大，在心上始終劃上一道刀口，好像她應該低人一等，她應該忍受一些人對她的冷眼和歧視。我有時不得不長歎：“這人世實在太殘酷了，怎麼四處都像那個寒冷的凍僵人的冰冷的莫幹山的世界呢？”自然，我這樣說也許是過分了的，當一九四O年，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我對陳雲同誌、任弼時同誌、周恩來同誌先後陳述這段曆史時，他們是諒解的。恩來同誌還說，你要幫助那些不熟悉白區情形的同誌了解情況；你們原來是夫妻，那時實際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經曆過國民黨的恐怖統治、在我們黨組織部門工作的同誌們對此是容易理解的。他們都曾為此黯然良久。他們說：“這是很難怪你的。”因此在我的心上永久嵌著這些同誌的名字。
那一對和我們一同上山。派來監視我們的夫婦當然看得出我一天比一天憔悴、頹唐、沉默，而更可能他們也熬不過這嚴寒的日子了。山上雪下得很大，那些挺拔直立的竹子都被壓倒，橫躺在地上。菜蔬也一天一天困難。那吃過蘇聯黑麵包的家夥原來有肺病，以為監護我上莫幹山他自己可以撈到療養的機會。誰知時令不對。他天天嘮嘮叨叨，說咳嗽加劇了。這以後有一天，他宣布第二天啟程回南京。果然一切都準備停當，人夫轎子，護送人員……在一片耀眼的雪光中，這個行列一步一步踩著一尺多深的積雪走下山去。
是快過陽曆年的時候了，我擺脫了那著名的避暑勝地。
十三 該讓母親來南京嗎？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還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滿地潮濕泥濘。我又冷又倦，縮在轎子裏，蜷在車子裏，任它顛顛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為我生病了，以為我快死了。過了一天一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裏的一戶人家，一戶普通的住宅。介紹我認識房主人時，說是姓曹，稱曹先生，高高個兒，像一個買賣人，很穩重的樣子。他客氣地對我說：“委屈你暫時在我這裏住幾天，房淺屋窄，照顧不周，有什麼需要，告訴我們一聲，我太太會替你辦。”我這才看見在他身後還站著一個微微有點發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說道：“這院子裏你什麼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隻是不好出大門。嘿嘿，這我們有責任，我們擔不起，這條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難的。”我心裏明白了，這裏仍舊是監禁，隻不過稍稍換了一點形式。這時，押送我們回來的那夥人好像已經把物件都移交給屋主人似的就走了。這一對曹姓夫婦便把我們引進一間房子，一間新的牢房。
這間睡房是這家院宅倒廳的側屋，通廳子的門從外邊鎖上了，進進出出得走廂房。廂房沒有住人，就成了過道。廂房有一個門道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婦住的。門上掛著門簾，我從來沒有窺探過。也許這個門從那邊鎖著的，根本也走不過去。廂房外是天井。上邊一小塊天，天井前邊是倒廳，走過倒廳是屏門，再走過屏門就該是大門了。在平常這是多麼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後邊是堂屋，堂屋後邊的後院，大約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樣，後房囉、廚房囉、下房囉、後天井囉，這都在我的視線以外，我也無心去走訪。
那個曹太太好像很能幹，她自己到我房中來端飯送水、掃地、抹灰，也不支使她家的娘姨。我每常看見她家姨娘把飯菜送到堂屋，再由她親自給我送來。她家還有一個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親還是嶽母，她整天不說話，隻坐在堂屋裏守望著。還有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好像很安於寂寞，放學回來就獨自一人在堂屋裏或天井裏玩耍，偶爾站在廂房通到我房間來的那門邊，好奇地看看我們，像看動物園裏的老虎似的。一招呼他，他回頭就跑。
我終日坐在屋子裏，從一扇小玻璃窗中望望天，或者從窗簾後看著堂屋裏。這一家人，兩夫婦、一老、一小、一仆，都像很有禮貌的人。他們不來盤查我的來曆，我也無須了解他們的底細。每天碰幾次麵，點點頭，疏疏落落，客客氣氣，倒也安靜。陽曆年過去了，我們是年前到的他們家。陰曆年又過去了。大約因為家裏住了我這樣的客人，他們家過年過得真冷清，小孩放了一掛小鞭炮，年三十他們隻吃四盤菜，也給我們分子一些。他們自己不出門，也不見一個親戚客人來賀年。我心裏明白，要從這裏出走是困難的。他們還閃閃爍爍告訴我，巷子口上安得有人，這絕不是假話，不是為著嚇唬我才說的。這時，半年多來，受種種折磨刺激，我的確病倒了，天天晚上發燒、失眠，像感冒，也像瘧疾。馮達也成天咳嗽，整天都有低燒。這年三月間，在被捕之前，他已經發現患有肺結核，原打算請假休息一個時期，從良友圖書出版公司要來的二百元稿費，就是為他治療肺病準備的，可是現在我們誰也不願說。我們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對方的身體在一天天垮下去，可是說又有什麼用？我隻能默默地承受著、熬著、等著。
靜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動，我不免總還要抱著沒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因為國民黨曾幾次改變監禁我的地點和一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還會有所變動。如果我能走出大門，如果我能夠發一封信出去，如果我能爭取到這位曹太太的一星半點的同情，對我生點惻隱之心，或者我能爭取他家雇傭的娘姨替我跑一兩次腿，不是很好嗎？
我耐心設法主動地同他們接近一點。當曹太太到我房中來時，我留她坐一坐；當她的孩子站到我房門口時，我也逗逗他，問問他的學業成績；我有時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訕幾句。但不行，一切嚐試、努力，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承認，國民黨的這些雇傭人員都是經過選擇，是愚頑可靠的人。他們對我守口如瓶，不露一點口風。那個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來也隻關在他們自己屋子裏。我知道同他談什麼都是沒有用的。他無非是國民黨調查科下的一個小走狗，一個忠實的奴仆爪牙。他既無權、又無能，也沒有膽量為我做一點小事，那怕是給我通一點風、報一個信。他現在不糾纏我，不在我麵前裝腔演戲，就算夠好的了。我在這裏比在王公館時安靜多了，我依然是一名未經判決的無期徒刑囚犯而已。
三月的一天，曹先生忽然喜氣洋洋地走到我們房裏，笑眯眯地說：“徐科長吩咐我們替你們收拾房子，說要給你們自由，你們自己過日子。他們還說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們老太太接來。要是老太太能來，那就最好了。”他還問了一些關於我母親的年齡、生活現狀等等，語氣中都表示他個人對我和我母親的同情。這是兩個多月來從他那裏得來的惟一的一點消息。
這是好消息呢？還是壞消息呢？說是好消息，是我可以見到久別的母親，我可以從母親那裏知道一點外界朋友的情況，我還可以借助母親。設法同外邊的朋友、同誌聯係，把我的真實情況透露出去。但也可能這是壞消息，就是國民黨把我母親也抓來南京陪我坐牢，至少是想把我母親當成人質。我一個人如果要跑離南京是比較容易的，但我怎麼能背負著老母親一同逃跑呢？何況還有四歲的麟兒。麟兒生下來兩個多月爸爸便被國民黨逮捕，不滿一百天，爸爸便被慘殺。我忍痛把他送回湖南，交給我母親撫養。現在我母親如果隻身來南京看我，那麟兒將寄養在哪裏？我們在家鄉，早已沒有一個親人了。母親如果把麟兒也帶來身邊，我怎能忍心把也頻的親骨肉留在屠殺也頻的國民黨劊子手們的魔掌裏！母親無淪怎樣是不能來的！他們可以餓死在湖南，流落在湖南。隻要他們不死，或者會有那麼一天，我的同誌們會有人去幫助他們、救濟他們。我輾轉反側，坐立不安。最後，我認為我母親不是一個普通的母親，不是一個平凡的女性，她既有能耐來，就一定也有能耐離開。她在家鄉多少能了解外邊的一些情形，我相信她能夠理智地權衡得失、利弊。我為什麼不相信她呢？她是經受過大災大難的，她受過生活的嚴峻考驗，她是堅韌不拔的。我應該相信她，我應該以有這樣患難中可以依賴的母親而自豪。我應該相信她。
過了幾天曹先生又來打問我的意見了。他像很有把握地、輕鬆地說道：“你們有很久很久沒有見麵了吧。老太大總會十分思念你的。她會很希望來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我又開始了各種揣測。到底要不要母親來一趟呢？若說國民黨想就此把我母親拘留起來，那是沒有絲毫理由的。但是，母親真若來了，國民黨是要把她作為“人質”的。我同意讓母親來作為我取得某種自由的“人質”，那未免太自私、太殘酷了。何況國民黨至今沒有肯定地說放我，完全恢複我的自由，隻含混地說是可以自由居住，仍隻限定在南京。我何時才能達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呢？母親啊！你在苦難中的女兒是多麼想念你嗬！我到底應該何所適從呢？
過了兩天，在極度矛盾中，我寫了一封短信，給我的母親。信中大約是這樣說：“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現在有一個機會，你如能來南京一趟，我們或可相見。但這裏能否適應，請你仔細定奪。”命運究竟如何，小船將怎樣航行，將遇到什麼風浪，我一點把握都沒有。我隻是輕率地把選擇留給我母親。但我實在無從考慮，這有多大風險，這群魔鬼到底又在打什麼算盤。但我抱著一個堅定的信念：“隻要我不死，我一定得爭取自由，爭取脫離南京。時間可能會長一點，路途也會迂回曲折，但我的決心決不改變，我的願望一定要實現。”
十四 母親嗬，我感謝你
四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曹先生家忽然熱鬧起來了。他家門口停了兩部馬車，進來了兩個人，說是來接我們的，曹先生也陪著。等我上了馬車，曹先生才神秘而且有趣地輕輕告訴我：“現在我們去輪船碼頭，令堂老太太乘坐的輪船快到了。”
我真沒有想到她來得這樣快，雖然我曾經寫過一紙短簡，但事情的確來得太快，我思想上還沒有一點準備。母親真的來了，我將對她說些什麼呢？她總該有點精神準備吧，她將對我說些什麼呢？我真有點昏頭昏腦，我坐在馬車裏胡思亂想，又像什麼都沒想。我什麼時候到的碼頭，我怎樣走上了一隻擁擠的船，我幾乎是毫無知覺的。終於我被引進一間船艙，我看見了一個老婦人，一個十分蒼老憔悴的老婦人。嗬！這就是我的母親，這是我母親嗎？
老婦人一下撲在我懷裏，兩手緊緊把我抱著，眼淚像泉水，像瀑布似的掛滿一臉。但我怎麼也感覺不到這便是我那慈祥、嚴肅、可親的母親。但這絕對不是旁人。細看她的容貌，不管怎樣蒼老也還是她。而且倚在她身旁的男孩，不管怎麼長大了些，有了很大的變化，我一眼還認得出那就是麟兒，是我的兒子。他依舊帶著那麼一副總是用一對小眼睛審慎地看著周圍一切的神情。這不是他們，還能是誰呢？我迷茫地癡癡地跟著曹先生，跟在一群陌生人的後邊，在人流中湧著，擠出了碼頭，擠進丁馬車。馬蹄聲得得，微風吹著車輪輾過後揚起的塵土。我失神地盯著坐在我對麵的那個老婦人和那個小男孩，另外還有一個陪著我母親來的中年婦女。我沒有流淚，沒有悲傷，我也沒有歡喜。我不知該怎麼說，說些什麼。我應該安慰他們，可是我能用什麼來慰藉他們？我遍身都是傷痕，我心頭積滿著憤怒，我能讓孱弱的老母和孤兒來分擔我如此深重的愁苦嗎？
這一夜，我們一家擠在曹先生的那間倒廳的側屋裏，母親拉著我的手，我懷裏擁著我的兒子。我聽老人家述說這一路來的情景。原來半個月前就有人冒稱是我的朋友去看過她。她一看見信，認出是我的筆跡，就毫不猶豫地決定走，不管是天涯海角，要跟著接她的人一道走，而且帶著麟兒，還設法帶了一個老用人。為了要見惟一的女兒一麵，她準備承擔一切風險。她反複申說，要把孩子交給我，因為她已經到了風燭殘年，加上戰爭風雲，鄉下也不太平。她過去能勉強撫養我，現在她再也無力撫養這個十分可愛的伶仃孤兒了！
我心裏透明了，也涼透了。母親的確已經衰老了。我不應該再加重她的負擔，現在她隻得依靠惟一的我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現在我應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處理目前的這一切呢？
關於我自己這些年的遭遇，我決定什麼也不告訴她。也頻慘死的惡訊，過去我瞞著她，一直沒有對她講。現在我也不清楚她到底知道些什麼，或者不知道什麼，隻得仍然瞞著她。我不讓她知道我的處境、我的艱難、我的思想、我的打算、我的預謀。就讓她暫時把曹先生當成我的好朋友，把馮達當成我的好丈夫吧，讓她以為我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切傳說謠言都過去了，一切艱難危險也過去了。我實在不忍心再讓她擔驚受怕，至少是在現在這樣的時候。我撫摸著她枯幹的手，冷靜地說：“先住下來，等以後慢慢再說。你為我和也頻把麟兒帶得這麼大，你在困難中替我盡了當母親的責任，我不知道如何感謝你才好。曹先生說已經給我們收拾了幾間屋子，明天我們就搬過去。我們先暫時住幾天，其餘的事以後再說吧。”
第二天，曹先生親自把我們送到新居，他的太太，他的母親送我到大門邊。那個平日不愛說話的娘姨遠遠站在堂屋裏望著。我們就這樣離開了曹公館，離開了這個家。曹家的房子坐落在南京城的什麼地方，他們一家是幹什麼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十五 與姚蓬子為鄰
離開了曹家，我們先後住在明瓦廊與螺絲轉彎。這兩個住處，每個地方住了多久，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好像是先到明瓦廊，後來才搬到螺絲轉彎，在這兩處一共住了四個多月。這兩處房子都比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一進前院或側麵院子都住有同我們不相幹、實在又大有關係的一些不認識的人。不言而喻，我們還是陷在國民黨調查科為我們布設的羅網裏。我在這裏，表麵上可以說是獨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實際是明鬆暗緊，僅僅是換了另一個方式的繼續監視而已。在這裏先後發生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憑我的回憶，我把它們記在這裏。
回想還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氣還冷的時候，沈從文和我一同從上海去鬆江，參加施蟄存先生的結婚典禮。他是我在上海大學的同學。在施先生那裏，我們認識了姚蓬子。回上海後，姚就常來我家作客。他那時住在法國租界馬浪路，我們住在薩坡賽路，相距很近，又都是愛好文學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O年春，上海籌備成立左聯，蓬子常常把左聯的消息帶來；他自己是否參加了籌備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談魯迅、講左聯的一些籌備人，馮乃超囉，馮雪峰囉，柔石囉等等，他們似乎很接近。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時獨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後來我去了濟南，不久又和胡也頻從濟南回到上海。我們決定參加左聯，便是潘漢年和他一起來我們家裏和我們談話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組織委托，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姚蓬子和沈起子被分配協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麵、跑出版所，負責印刷及校對。因此他和我就經常有聯係。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編《文學月報》。隻兩期，便被文委負責人馮雪峰把他免職，他就離開左聯，到潘漢年同誌負責的互濟會做地下工作去了。從此，我許久都未再見他的麵。
我一搬進明瓦廊，忽然看見他和他的妻子、兒子已經先住在這裏了，我不免大吃一驚，腦子裏都來不及轉一下，就覺得欣喜非常。這是在上海認識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誌嗬！我一下跑到他們麵前，大聲叫喚，我有許多話要對他們講，有許多事要告訴他們。他們是我最親的人，是我夢寐以求的人。可是他們，卻顯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頭走進裏屋，他的妻子敷衍著我。我一點不理解，我想問他們，我有一連串的事要問他們。他們是什麼時候搬到這裏來的？他們怎麼落到這般田地？他們有什麼打算？他們好像很沉悶，看樣子，他們不會告訴我什麼。我隻好頹喪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間房子裏。
第二天，馮達拿來一張當天的報紙，我一翻，一條觸目的啟事赫然射入眼簾：《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我趕忙讀下去，當時引起我的憤怒、驚異、慨歎和鄙視，真難以形容。開始，我幾乎不相信這是他寫的。後來我不得不相信這是他寫的。這一紙宣言引起我聯想到他過去的許多言論和表現。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貫的思想感情。現在想來，說實在的，他從來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在黨內呆的時間不短（他什麼時候入黨的，是在參加左聯之前還是在左聯成立以後，我說不清楚了），我以為他不過跑進共產黨來混了一陣，就像他興致高時去跑一次賭場那樣混過一段時間而已。他平日是一個懶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虛。有時高興，他哇啦哇啦發一通議論，再呢。就是沉默不語。現在看到他的啟事，我很為他難受。如果你對共產黨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對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發生動搖了，也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趁這個時候向人民發“宣言”。何況在“宣言”中說了明顯的謊活，說什麼把希望放在國民黨、放在三民主義上麵。我根本不相信他對國民黨、對他們的假三民主義會有什麼好感。他無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國民黨網開一麵，饒他一命而已。蓬子！我們過去雖然曾是朋友，一同戰鬥過，但現在，我們是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