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晚年主持建造的巴黎鐳學研究院中的花園，她親自設計，親自布置。為花園爭取每一平方米的土地，對於那些“縮減花園麵積的意見”，她一概不予采納。在房屋建成之前，她提前兩年為花園培育好花木。她像鑒賞家那樣，一棵一棵地選來法國梧桐、菩提樹、牽藤的薔薇等，用雙手在沒有建成的牆腳下堆土、澆水她向同伴們傾吐著自己心中的愉快:“我種的樹，提前了兩年。等用實驗室的時候，樹木已經長大，這些叢林會滿開著花。但是，不要說出去!”
她所得到的獎金，也是謹慎而無私地開支。她對社會，對別人，一向是慷慨的；對自己，對自己的孩子，卻又總是不舍得。就以第一次獲得的諾貝爾獎金7萬法郎和差不多同時獲得的金的5萬法郎為例，自費雇用了一個助手（這是多年來急需而當局又遲遲不給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給姐夫盧德斯基2萬奧幣，雖是借款名義，實際上是贈送了幫助他開辦療養事業；還有一部分款贈給居裏的哥哥和居裏夫人的其他親屬；一部分款贈給幾個科學團體；還有一部分款贈給了居裏夫人實驗室的工人和她的學生以及波蘭來法國求學的貧苦青年；再有一部分款是贈給居裏夫人在中學讀書時的一位教她法文的女教師，幫助這位年邁、貧窮的老人解決旅費問題，重遊故國。至於用到居裏夫婦家庭裏的開支，；隻有小筆：一是把一個小房間內的破舊帳幔換了新的，二是在住宅中安裝了個浴室。至於她本人，連頂帽子也沒有想到去買。扣除上述種種開銷，餘下的款項，又做了公平合理的處置：一半買了法國公債，一半買了波蘭華沙的債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居裏夫人受了愛國心的支配，又對法蘭西祖國進行了慷慨捐贈。她個人單獨獲得的第二次諾貝爾科學獎金，全部變成了公債和“國家捐款”。又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金子和金質獎章也捐給了國家。當負責收款的官員隻接受了她的金錢，出於珍惜的心情拒絕收她的獎章時，她才不得不把獎章帶回了試驗室。整個戰爭期間，居裏夫人僅僅靠了她那份一年12000法郎的工資，才勉強維持著她一家人的生活。
在穿衣方麵，她平生喜歡穿便宜、實惠的衣服，舊而潔淨的衣服。她覺得，這樣更自然，更方便，更舒適。到她家來訪的客人大多是致力於科學事業的著名科學家。他們在滿口地講著阿爾發、貝特伽瑪的時候，偶爾也會注意到居裏夫人那過於樸素的衣著。有的科學家，常常友善地笑她衣服太寒磣。這時，她隻是睜大了驚訝的眼睛，默默聽著這些教訓。事後，我行我素，仍然是那身打扮。這位譽滿全球的著名學者，常常是普通婦女的裝束。頭上戴著洗的退了色的布帽子，穿條舊裙子，黑布對襟短上衣。一件毛料旅行衣，她穿上15年甚至20年，好像永遠穿不壞似的。夏天，她幹脆光著腳，穿著涼鞋。走路時，鞋子裏若是跑進了沙子，她會自然地坐在台階上，把鞋子脫下來，把沙子倒掉，然後再把鞋子穿上。有一次，一位正在追尋著她采訪的新聞記者，看到她這個類乎是鄉下婦女才有的動作，心中懷疑：是否認錯了人呢？不，那華貴、忍耐、溫和的臉上，帶著專心做學問的人常有的那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預示著她就是居裏夫人呢。當記者請她談談她個人的成就，她卻淡淡地答道:“在科學上，我們應該注意事，不應該注意人。”這飽含哲理的話，早已成為膾炙人口的箴言了。
出國訪問，即使是去美國這樣的大國訪問，居裏夫人也沒有改變她的二貫簡樸之風。在準備出國訪問時，經過她女兒再三動員甚至逼迫，她才勉強買了一二件衣服，把早已退了色的舊衣服換下來。在赴美國的途中，由於美國方麵的盛情，在奧林匹克號輪船上給她定了最好的房間。可是，居裏夫人看到這些華貴的設備，講究的食物，總是皺著眉頭，主人為她提供的一切豪華招待，都會引起她由衷的反對。
但是，當有的婦女把她的生活方式，當作楷模-加以頌揚和效法的時候，她卻勸告說：“你們無須一定要過我這種反自然的生活，我把許多時間用在科學上，是因為我願意如此，我喜歡研究工作我所望於婦女們的，所望於青年女子們的，乃是過一種簡單的家庭生活，做一種她們覺得有興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