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帶有癲癇發作劄記的工作紀事提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與言語如何影響安娜·格裏戈利耶芙娜日記行文的補充資料。“天氣完全跟有時候的彼得堡天氣一樣：由於刮西南風，二月裏積雪便全部消失。”——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記錄癲癇發作那天的天氣征兆。俄國立文藝檔案館Ф。212.Оп。1.Ед。хр。5；《陀思妥耶夫斯基檔案·〈白癡〉》，頁175。陀思妥耶夫斯卡婭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今天天氣就像咱們那兒大齋期的天氣，到那時候涅瓦河開河，冰排是黃色的，刮著凜冽的西南風。”
毫無疑問，現在研究小說《白癡》的創作史，不能無視像安·格·陀日記的日內瓦部分這樣極其重要的資料。
最後，應該注意到，作為珍貴而詳盡的資料的日記，在以下方麵的重要意義：了解在生活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受古文物和藝術、音樂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閱讀心愛書籍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認為必須使自己年輕的妻子熟悉這些書；在同重新俘獲他的賭癮，尤其是同突然暴富的病態幻想作鬥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如何渴望擺脫債務與金錢上的義務的巨大壓力。
日記提供了不少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7年秋冬季閱讀的信息：在他妻子的轉述中，首先是報紙上那些報道，有時是因為個人原因使作家感興趣的報道，例如，建議取消債務監獄；或者它們刺激了他的創作想象，譬如，關於烏梅茨基一家的案件；最後，或者它們觸及了他的社會意識——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陪審法庭活動的關注。同樣重要的自然還有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閱讀過的文獻的記述：從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到舒瓦瑟爾公爵夫人凶殺案庭審記錄；他的快速閱讀；他對閱讀過的書籍的評價。
從日記中可以獲取的特殊信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對自己年輕妻子進行文學培養：巴爾紮克，喬治·桑，福樓拜，狄更斯，庫柏和司各特——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了讓妻子熟悉世界文學而逐漸選定的作者圈子。“說來羞愧，”她在日內瓦的第一篇日記中寫道，“應當承認，我還未讀過一本巴爾紮克的小說，而且一般來說，我對法國文學很不熟悉。所以我想，在閑暇時刻，當我沒有其他事情的時候，要著手閱讀法國優秀作家的作品，特別是在費佳的指導下，他當然能給我挑選最好的著作，最值得一讀的作品，以便不在空泛無聊的東西上耗費時間。”如果說這裏已經明顯流露出了作家本人的教誨口吻，那麼，在安娜·格裏戈利耶芙娜關於許多具體作品的意見中，這種口吻就更加明確了——這些意見展示的首先不是她的鑒賞力，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觀點。
陀思妥耶夫斯基參觀德累斯頓和巴塞爾美術館的印象，他對某些畫的偏愛（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霍爾拜因的《聖母》和《死去的基督》）在小說《白癡》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對於作家的音樂審美趣味卻知之甚少，日記為這方麵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多的資料。
在日記中占據重要位置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在國外的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麵，持續不斷的缺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古怪性格及妻子對其性格的尚未完全適應，安·格·陀與留在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親人們之間的相互不滿。這部分日記隻能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記增添某些新的細節，卻能使我們更好地了解他妻子的個性，她的興趣，她的性格與思想的形成過程。我們看到，她如何堅強而樂觀地麵對困難，如何赤誠地忠於丈夫，如何頑強地按照自己的認識建立家庭關係；不過，我們也看到，她在這個時期距丈夫的精神生活還多麼遙遠，有時候她的道德觀念還是那麼模糊，為了改變丈夫與其家庭的關係她采用了哪些不能允許的手法。她在日記中樸直地記述，她如何偷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與手稿：“把我讀手稿的事告訴他愚不可及，因為那樣一來，他一定要把寫的東西藏起來不讓我看。一般來說，他不喜歡別人看他寫的草稿，而且我想，誰都不會喜歡，因此，沒有必要說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