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這玩意兒在學生間普及開來的年月大概就是我們剛上初二那陣兒，好像手機一下子就變得不值錢了，誰兜兒裏都揣著一部。我和太史可都是那時候跟著大撥兒人一起買的手機，而手機也就成了我們每天晚上用來膩味的必需品。
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問過高揚一天和末末之間發多少條兒信息，高揚輕描淡寫地說“十來條兒吧”，我當時發出了一個長長的“啊”的音：“怎麼那麼少啊？”我問他，因為那時候我和我的可正在最最甜蜜的時期，平均每天能發出將近五六十條兒的信息，為此我媽不知道埋怨過我多少次怎麼那麼能發信息，有一次還差點兒把我的手機給沒嘍。
“等你們交上半年以後，一天短信也就十來條兒，到頭兒了。”高揚說這話時的語氣有那麼點兒無奈，當時我從他的表情裏已經讀出了些許的厭倦。
那時候我和可互相發送的信息很多都沒有任何實際意義，那一毛錢一毛錢地走著跟沒擰緊的水龍頭往下滴水似的，可我倆依舊發得樂此不疲。我曾經問過可，在她考慮的那倆星期裏她到底都經過了哪些激烈的思想鬥爭。可告訴我說，在那倆星期裏我曾經做過一件事兒，也就是這件事兒讓她決定了接受我。我問她是什麼事兒。她說：
“你記得嗎？那次大龍他哥帶人到校門口兒來堵你們幾個。當時你給了我和夏天一人一把刀，你說讓我們防身使。我當時不會用那個東西，你給我演示了一遍以後看著我，最後自己把那刀給收起來了，告訴我說一會兒要跟緊了你。”可說：“這事兒當時讓我心裏特溫暖特舒服……”
“這就叫‘患難見真情’。”
“得了吧，這種‘難’以後還是少‘患’點兒好！”
可她沒有想到，初二那年，才是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共同的青春旅途之中最為疼痛最為難熬的一年，這該死的一年裏我們一同失去了好多直到今天也再無法挽回的東西，那些是關乎於成長的代價，它們就從我們的學生證兒被扣上了初二學年的紅印章的那一刻起，與我們背道而馳，並且伴隨著時間，與我們漸行漸遠……
從小學以來一直學習成績拔尖兒的我，在初二這一年，突然之間厭學情緒就泛濫了起來（盡管在初一快結束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出了點兒苗頭），並且泛濫得空前高漲。一定會有不少人把這歸結為我談了戀愛而影響了學習，可我直到今天也覺得不是那麼回事兒。好像問題出在了我自己的身上——又或者，我還記得，九月一號我們正式升入初二的那年，北京的夏天熱得讓所有賣空調的全奔了小康，以一種“推卸責任”的心態來說，可能是那個過於炎熱的九月把我的腦袋給烤壞了……
反正我開始莫名其妙地浮躁了起來：我開始寫不下去作業；開始聽不進去課；開始因為想不出來一道題而把草稿紙撕個粉碎；開始盯著一根兒筆看半天然後突然產生一種特別想把丫給撅折了的衝動……
在我不想學習的時候，我就會開始胡思亂想——但當時的我是拒絕承認那是“胡思亂想”的，我堅信那應該被稱之為“思考”，對，那時候我常常思考。我看著數學書上那些三角函數就開始思考，這些個玩意兒將來到底能給我什麼？就算我考上了大學出來順順當當兒地找個工作，那又能怎樣，無非就是像我爸媽一樣每月按時領到那十幾張或幾十張人民幣，那平庸的每天如一的生活讓我一想起來就覺得惡心與喪氣，我不想那樣，真的不想……
於是我想我的厭學情緒或許不應該算作“墮落”而應該算作一種“覺醒”，這大好的青春，這一生當中隻有一回的青春，我怎麼能整天就窩在教室裏看這些對我毫無吸引力的書本兒呢？！我應該把青春過得轟轟烈烈的——至於怎麼轟轟烈烈我還說不清楚，但我知道反正我不能窩在教室裏再去當老師和家長眼裏的好孩子了——我已經煩透了當好孩子的感覺，煩透了中規中矩，煩透了被那些我不喜歡的人教育個沒完沒了……
科學上把我當時的那種狀態稱之為“青春叛逆期”，不僅我一個孩子有，大部分孩子都會有，隻不過程度不同罷了——也就是因為程度不同，一些孩子雖然叛逆但還不至於脫離正軌，而另一些孩子，則開始了徹底而決絕地反叛。我們那幾個兄弟姐妹，除了我的可以外，好像全部都屬於後者——於是這注定了我們將要一同開始經曆一段輕狂（或者更應該說是瘋狂）的流血日子……
初二那年，我開始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