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千戶長對於其所屬人民，既有軍事指揮權，又有行政統治權和法律治裁權，同時還有征收賦役的權力。正如《世界征服者史》所說：“整個世界上，有什麼軍隊能跟蒙古軍相匹敵呢？戰爭時期，當衝鋒陷陣時，他們像受過訓練的野獸去追逐獵物；但在太平無事的日子裏，他們又像是綿羊，生產乳汁、羊毛和其他許多有用之物。”“組織軍隊的最好方法確實莫過於此。”蒙古的每支千戶軍還建立了一呼百應的管理指揮係統，建立了上下一致的官兵關係，正是依靠了這 95 個千戶軍，成吉思汗才能橫掃千軍，先後打敗了金朝、西夏，一舉征服了西方。
2.兵種：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以運用騎兵為主，接著又先後組建了工兵（匠軍）、炮兵、水軍等。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時，主要依靠騎兵；在進攻金朝、西夏、花剌子模時，及時組建了炮兵；直到忽必烈南下征宋時，又根據形勢組建了水軍、步兵等。他們能夠注意學習其他民族先進的軍事鬥爭經驗，注意多兵種的有機配合。比如在攻夏、攻金時，既學會了攻堅戰，又巧妙地利用騎兵的機動性，誘敵出城、長途奔襲、聲東擊西，多次取得了攻城戰的勝利；在西征中，他們則使用了火器乃至利用凝固石油彈攻擊敵人堅固的城牆和內堡；在忽必烈南下滅宋時，他們則做到了騎兵與水軍、炮兵的默契配合，如焦山之戰，先是對張世傑的十萬水師進行包圍，然後火燒戰船；襄樊之戰，他們則騎兵、水軍、步兵、炮兵配合，最終取得了勝利；崖山之戰，也做到多兵種配合作戰，隻用了幾百艘小船就戰勝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張世傑的水師，最終南宋滅亡。
3.兵器與裝備：蒙古彎刀和弓箭是蒙古騎兵的主要武器，當然也混有其他十八般武器，這些武器殺傷力很強。在他們占領了北京和金朝的一部分地區之後，蒙古軍隊很快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技術——中國的軍事技術即攻城器械、射火器等。北京大學教授餘大鈞先生在《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傳記與研究）》
一書中說：“成吉思汗把從金、夏俘虜的大批工匠，一部分送往蒙古高原從事武器生產、各種民用手工業生產和建築，一部分則編組為匠軍以便行軍、攻戰時開
辟道路、架橋、造船和製造、修理各種攻城器械。除些之外，還特別將俘虜、征集來的大批炮手、水手編組為炮手軍、炮手水軍，增強了蒙占軍隊的攻戰水平，特別是提高了蒙古軍的攻城水平。”法國的東方學者裏夏爾說：蒙古軍取勝的原因，在軍事上“首先是裝備”，“拉丁人認為蒙古人的力量在兩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於騎兵穿著很厚的鎖子甲，頭戴一頂柱形尖頂盔，盾牌裹有金屬，馬匹也披掛鐵甲，騎兵們可以不受箭支的襲擊而迫敵。他們在肉搏戰中基本是一支所向無敵的力量。”
“作為進攻性武器，很明顯，蒙古人的弓弩是最可怕的。”他們除了使用短小的單刃彎刀之外，還會“使用一種與西方很不相同的長矛，有些蒙古人的長槍上配有撓勾，可以把對方騎兵拉下馬來”。在軍械方麵，“韃靼人非常善於利用武器爭奪城堡”。成吉思汗十分重視工匠，注意保護工匠，正是利用中國內地和中亞地區的大批工匠，為蒙古軍隊製造了大量先進的武器和攻城器械，因此保證了成吉思汗南征和西征的最後勝利。
4.戰略戰術：成吉思汗不僅僅“隻識彎弓射大雕”，也是能征善戰的勇士，而且可以說是一位精通戰略戰術、深明治國之道的軍事戰略家和政治家。縱觀成吉思汗一生的征戰曆程，我們可以總結出，成吉思汗是非常重視戰略戰術的，而且確實有古法所未言者。
第一，他十分重視利用對方矛盾、爭取多數、各個擊破這一政治、軍事鬥爭的原則。比如，他先是利用劄木合、王罕與蔑兒乞部的矛盾，依靠前者打敗了後者；又恰當地利用了金朝與塔塔兒等部的矛盾，依靠金朝、聯合王罕打敗了塔塔兒和劄木合；然後又利用了劄木合、王罕、桑昆之間存在的矛盾，偷襲王罕，取得了勝利。在以後的南征和西征中，他也注意利用矛盾，逐個擊破。在一個時期，總是集中力量進攻一個主要敵人，盡力避免兩麵作戰、同時樹敵過多。在攻金之前三攻西夏，破壞了西夏與金的聯盟，然後才集中力量攻金；西征時雖然沒有避免兩麵作戰，但其主力部隊集中於西線，金國隻留有一兩萬軍隊經營；在西征過程中，他也不是全線出擊，而是一個時期集中解決一兩個最主要問題，為了阻止敵人的聯合，甚至不惜使用離間的手段。
第二，成吉思汗特別重視軍隊的建設和政權的建設，能夠采取符合當時情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他所建立的怯薛軍和千戶軍是他取得勝利的根本依靠，
他所建立的各級政權組織是他統一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國的根本保證，他所頒布的法律法規和訓言，有力地促進了蒙古的統一和軍令、政令的貫徹落實。成吉思汗尤其強調嚴明的紀律和軍隊的集中統一，他規定了軍隊的各種紀律以及對違紀的處置辦法。“對於將校之有過者，隻須遣派一最微賤之臣民，已足懲之。此將雖在極遠之地，統兵十萬，亦應遵守使者所傳之命。若為受杖，則應伏於地，若為死刑，則應授其首。”
第三，因敵攻敵，是成吉思汗取得勝利的重要秘訣之一。據《蒙韃備錄·軍政》記載：“凡攻大城，先擊小都，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幹，晝夜迫逐，緩者殺之。迫逐填塞，壕塹立平。或供鵝洞炮座等用，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無不破者。”一個騎兵可以掠奪十個俘虜作為攻城的先頭部隊，或者用來修築作戰工事，這說明了俘虜隊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蒙古騎兵。一個人數較少的民族要征服人數眾多的民族，就必然要從對方那裏得到人力的補充和支持，必須收編和改造敵方的軍隊，充分利用俘虜組成作戰或後勤供應隊伍。這種從前線獲得人力資源的補充、依靠敵方的力量攻擊敵人的策略，對保證蒙古軍隊作戰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
第四，注意了解敵情，努力做到知己知彼。這是成吉思汗取得勝利的又一重要原因。雖然成吉思汗屢打勝仗，但是他的軍隊並沒有麻痹大意。《黑韃事略》
說：“其行軍嚐恐衝伏，雖偏師亦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裏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回報。”這就是說，蒙古軍通常不用“屯重兵於城內”，“隻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散擺布，忽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剌，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軍馬也”。如果遇敵人偷營劫寨，“一營有警，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整不動也”。像這樣注重了解敵情，規定了遇有突然事變時的應急辦法，進一步保證了蒙古軍隊作戰的勝利。德國學者加文·漢布裏說：“成吉思汗的情報是由商人提供的，而商人們則將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看作是他們的保護人。”在實際上，不僅有商人為成吉思汗提供情報，還有各部的奴隸和政治上的反對派，而其中的很多情報，自然是成吉思汗派出的專門化的情報人員搜集的。
成吉思汗為了及時得到各種情報，非常注意重賞和重用提供情報的有功人員，在當時，有人甚至被封為“自由自在的人”——答剌罕，有人則被任命為一個地區的長官。為了順利通商和及時得到各種情報信息，成吉思汗還特別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驛路和驛站，包括專用於軍事上的“望雲驛”。在 700 多年前的古代，成吉思汗就十分重視信息的收集和傳遞，這確實是他的另一個過人之處。就像陳獻國先生所說：“建立驛站，為以最快的速度傳遞政令、軍令，充分利用騎兵優勢，凡是戰爭所到之處都配置了‘箭速傳騎’。以‘箭速傳騎’逐步發展到設置驛站，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完善、最迅速、最強有力和最可靠的通訊網和物資供應周轉站。”韓國的《千年曆史人物》一書中，寫道：“成吉思汗的馳馬驛站是當時通訊業的最佳最快形式，是當今世界因特網的前奏。”
我們常常講“國富兵強”，意思是說一個國家經濟上“富”，往往也表現為軍事上“強”。經濟上比較先進，軍事上往往也比較強大；經濟上落後，軍事力量一般也會逐漸衰弱。所以我們又說，落後就會挨打，就會受人欺侮，任人宰割。
但是，蒙古貴族取得天下的曆史，結合其他許多曆史事實，又從另一個方麵說明：
國富不一定兵強，經濟上的富國，不一定是軍事上的強國。窮國可以打敗富國，小國可以打敗大國，落後者也可以打敗先進者。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了，暴力鬥爭、軍事鬥爭具有區別於經濟發展規律的獨特的發展規律。
一方麵，暴力的發展要受到經濟發展的製約，暴力的強弱與經濟的先進和落後有直接關係。另一個方麵，暴力一旦產生，它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暴力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完全成正比，暴力鬥爭的規律並不完全等同於經濟發展的規律。
大家知道，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孛兒隻斤——乞顏部，是蒙古高原上比較落後的一個部落，而被它征服的塔塔兒部、克烈部、乃蠻部等，在經濟上都要比乞顏部先進一些。在蒙古統一以後，雖然社會生產力有了進一步發展，但是與周圍的其他國家相比，他在經濟上仍然比較落後。當時的畏兀兒、西遼、西夏、金國以及南宋、花剌子模等國，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實力都比蒙古要先進或者說要強大。但是近百年戰爭的結果，卻是經濟落後的戰勝了經濟先進的，經濟實力較弱的，戰勝了經濟實力較強的，人口較少的戰勝了人口眾多的，對於這樣一個曆史現象，究竟如何解釋呢？為什麼經濟上先進的國家，軍事上反而比較衰弱呢？
首先，它說明了經濟先進與軍事強大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發展經濟的目的，主要是解決人和自然界的矛盾，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要求不斷改進生產工具，不斷調整生產關係使之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然，也需要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但是與自然界作鬥爭，調整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然而，暴力、軍隊卻屬於上層建築的問題，它的主要任務是解決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不同政治集團，以及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矛盾，摧毀落後的上層建築，解決政權歸屬的問題，保護或摧毀經濟基礎，調整生產關係使之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暴力的強弱盡管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有一定關係，但它的主要目標卻是“與人鬥爭”。軍事力量是不是強大，暴力鬥爭能不能取得勝利，與武器、裝備的是不是先進有著重要關係，但我們說，起決定性作用的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武器的人。生產力發展的核心也是人，是勞動者，但暴力鬥爭對人的要求與發展經濟又有所不同。
我國有句古話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開展軍事鬥爭、暴力鬥爭，成敗的關鍵不僅在人，而且在於“人和”，在於軍隊的統一和團結，在於上下一心，全軍一致，在於能否集中強大的軍事力量，能否進行統一指揮、統一調動，能否實行靈活、統一的戰略戰術。但是，經濟的發展卻不一定要求“人和”。
在奴隸社會，奴隸主奴役大批奴隸進行集體勞動，可是這卻是帶著鎖鏈的勞動，被迫的勞動，那裏並沒有什麼“人和”。而分配在井田裏或遊牧民族的奴隸，也主要是進行個體的勞動。在封建社會，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個體勞動符合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以也可以造成封建社會的經濟繁榮。它也不要求所謂“人和”。然而進行軍事鬥爭、暴力鬥爭，既不能依靠帶著鎖鏈的奴隸，也不能由分散的個體農民去單獨進行，而是需要把他們高度地組織起來、統一起來，還需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他們樂於或者不得不為戰爭獻身。
所以，起義的奴隸、農民以及處於上升階段的剝削階級，他們所進行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多數人的利益，因此能比較好地做到“人和”，能組織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反抗民族壓迫的戰爭，通常也符合一個民族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其關鍵在於這種戰爭的領導階級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動員人民，組織人民，關鍵在於他們有沒有做到“人和”的條件和能力。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們正是處於一個“以征服戰爭為職業”的階段，他們的社
會組織有利於他們最大限度地動員自己的兵力。成吉思汗以征服和掠奪為號召，充分調動了廣大戰士的積極性，所以他們比較容易地做到了“人和”。另外，他們以畜牧業為主，戰士具有善於征戰的基本素質，又易於組織強大的騎兵部隊，因此就形成了一支十分強的軍事力量。而與它敵對的其他國家，由於經濟的發展造成了統治階級的腐化，內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逐漸尖銳，而廣大從事個體生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一方麵對統治者的壓迫和剝削不滿，另一方麵也缺乏應對戰爭的鍛煉，所以很難組成一支強大的軍隊。即使他們也有人數眾多的軍隊，卻很難做到“人和”，難以形成強大的戰鬥力。這就是蒙古人得天下，其他國家失天下的首要因素。
其次，先進的經濟並不等於強大的暴力，因為先進的經濟隻是為加強軍事力量提供了可能，而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卻需要各種社會條件和統治階級的主觀努力，需要最大限度地調動全國的物力和財力，來裝備這支強大的軍隊。金國、南宋、花剌子模等國的統治階級，雖然有先進的社會經濟基礎，然而在這種先進的經濟中受益的隻是少數皇親國戚和大地主、大商人，他們根本不願意用自己的財力和物力去裝備抗戰的軍隊，而隻是關心自己的富貴榮華和遊玩享樂。麵對著國破家亡的慘重局麵，統治階級卻依然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所以在這些國家裏，雖然經濟先進，國庫卻並不富有，有的甚至倉無儲粟、國無積蓄，軍隊武器破舊，裝備少得可憐，在前線奮戰犧牲的廣大將士，往往是因為得不到後方的有力支援。
即使國庫有錢，也是任憑少數掌權者隨意揮霍。所以，他們就很難組成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相反地，蒙古是個新建立的國家，它的經濟力量雖然沒有金國、南宋和花剌子模那麼雄厚，可是它的統治階級也不像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那樣隻知道醉生夢死，他們能夠最大限度地動員自己的財力和物力，而且采取了“因糧於敵”的掠奪方針，不斷加強和改善軍隊的武器裝備。這樣，就使它的裝備力量得到了不斷的發展與增強。隻要能最大限度地動員和集中國家的財力和物力，就能取得戰爭的勝利，這是一個規律。鼠目寸光的、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沒有能力解決人力、物力、財力這個問題，所以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依靠暴力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們所從事的曆史活動，符合了當時的時代要求。當時的時代要求究竟是什麼呢？大體來說，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麵：一是隨著蒙古高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社會經
濟不斷進步，人口也不斷增加，各部之間的交流和衝突也日益增多。蒙古初期那種“小國寡民”的奴隸製國家已經無法繼續維持了，經濟的發展要求打破各部族的界限，要求有更大範圍內的統一。蒙古高原上，頻繁的戰爭和混亂的社會給各部族人民帶來了災難，人們希望能有一個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希望自己的生命財產能夠得到一定的保護。二是蒙古高原各部族人民，強烈要求擺脫金王朝的民族壓迫，反抗金王朝的屠殺和掠奪政策。三是中國各族人民反對各地封建政權的割據和相互混戰，要求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成吉思汗所進行的戰爭，雖然是以個人複仇、血族複仇開始，而以民族征服告終的，但這其中也包含了弱者反抗強者，被統治民族反抗統治民族的因素，在客觀上，這種戰爭符合了時代發展的要求，成為掃除蒙古高原上各個割據力量、摧毀中國北方各個割據政權的強有力的手段。中華民族的統一是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是各族人民長期進行生產鬥爭、階級鬥爭，長期互相交往、互相融合的必然結果，蒙古族的暴力符合中國各民族人民要求祖國統一的願望，所以蒙古族才有可能取得勝利。
但是另一方麵，我們也必須承認，蒙古的暴力對社會產生了嚴重的破壞，他們是以落後的民族征服先進的民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們都曾企圖用蒙古落後的生產方式改變其他民族先進的生產方式，所以曾經大規模地屠殺人民，摧殘社會生產力，大量地掠奪各族人民為奴，殘暴地掠奪和破壞社會財富，所有這些都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破壞作用。各族人民反對他們的屠殺和破壞，起來反抗蒙古征服者，這種鬥爭是正義的，也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但是要清楚，這與我們肯定成吉思汗等人的曆史功績，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是並不矛盾的。
當然，曆史現象是非常複雜的，對一些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不能作絕對的肯定或絕對的否定。蒙古族所發動的統一戰爭，同時又是民族征服戰爭。然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各民族之間的統一不可能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完成，也隻能通過民族征服的方式來實現。我們肯定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為統一中國所做的努力，同時又肯定反對民族征服的人們；我們肯定了忽必烈，又肯定了被忽必烈下令殺害的文天祥。這看來好像自相矛盾的，但是這實際上是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麵所做的肯定。而從另一個角度、另一個方麵來考慮，他們又都有可以否定的一麵。與世界上的所有事件一樣，蒙古族的暴力也具有兩麵性，他的統一戰爭本身具有進步性，而統一的過程存在一定的破壞性。
在當時的西夏、西遼、金朝以及南宋等國，都是地主階級掌權的封建國家，經濟文化相對比較先進，然而軍事力量卻都不如蒙古強大。蒙古西征的對象花剌子模、斡羅思等國，當時也處於封建割據的社會狀況，與金國和南宋相比，更是不堪一擊。擁有先進的經濟和文化，當權者卻是腐朽沒落的統治階級，正是當時這些國家的基本狀況。相反的是，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蒙古奴隸主階級在當時還是一個生氣勃勃的階級，處於上升階段，他們所建立的蒙古經濟文化雖然比較落後，但卻形成了一支中央集權的統一指揮的強大的軍事力量。近百年的戰爭，造成了一個結果，就是這些對手都先後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所打敗。它不僅說明經濟與軍事具有不同的發展規律，而且說明，處於上升階段的奴隸主階級也是一隻真老虎、鐵老虎，而處於沒落階段的封建地主階級卻是一個紙老虎、豆腐老虎。強大的奴隸主政權是完全能夠在軍事上打敗和征服沒落的封建主政權的。這裏的關鍵問題在於，一個國家中掌權的階級到底處於什麼樣的狀況，是生氣勃勃、奮發向上，還是腐朽沒落、江河日下。掌權的階級所處的狀況，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的盛衰興亡，這是一條值得吸取的曆史經驗。
從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戰勝這些國家的曆史事實，可以看出，割據分裂者無法保持自己的獨立。當時的中國社會處在一個混亂的割據時代，不僅各個政權之間互相爭奪、矛盾重重，而且各個政權內部也是腐朽的，充滿了各個階級、各個民族以及各個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花剌子模、斡羅思等國內部矛盾更加突出，情況更加嚴重。所以他們隻能被蒙古軍隊分別擊破，剝奪了其生存的權力。
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權，沒有能力保護自己，沒有力量戰勝敵人，在強敵壓境時還隻考慮其內部紛爭，不能聯合作戰，或者隻顧乞降逃跑，或者乞靈於宗教，乞靈於上帝和十字架，這個國家、這個政權在亂世中就不能生存，就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它的人民也就隻能成為亡國奴，隻能處於任人宰割、任人屠殺的地位。相反地，統一集權的國家卻可以形成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用在正確的方向上，能夠促進社會的發展；用在錯誤的方向上，就可能帶來巨大的災難。但是，它卻揭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真理，團結統一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在社會鬥爭中，各奔前程者必定沒有前程，集體奮鬥者才會成功，這也是一條值得吸取的曆史經驗。
另外，少數民族統一中國這一曆史現象，應該怎樣正確看待呢？日本學者村
上正二先生認為，元朝和清朝都屬於征服王朝，它們能統一中國的原因，首先與它們所采取的生產方式、民族心理有關。而匈奴和北魏等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他們的畜牧業與中原的農業是完全對立的，這不足以支持他們征服中國，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曆史現象。從古至今，我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的國家理應該由多個民族聯合治理，這好像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但是曆史事實卻不是這樣的：自從夏、商、周以及春秋戰國，逐步形成了華夏民族以來，也就是後來的漢族，在大多數時間裏，中國都是由漢族的剝削階級來統治，雖然其他少數民族也曾經在邊疆地區建立過一些民族性的政權，或者也曾入主中國北方，但是一直到蒙古統一中國以前，少數民族從來沒有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統治者。漢族的統治階級，依靠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暴力，不僅對廣大漢族人民進行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並且對周圍的少數民族進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這種統治其實是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進行的統治，所以必須用暴力來維持，必須要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自從周秦以來，一些少數民族及其統治者，曾經多次反抗漢族剝削階級的統治，有些還企圖同漢族剝削階級爭奪對中華民族的統治權，然而這種鬥爭常常以失敗而告終。戰國和秦朝都曾經抵抗並且戰勝了北方的匈奴；西漢、東漢統治者迫使一部分匈奴人投降，另一部分匈奴人西遷到歐洲；唐朝打敗了突厥軍隊並且迫使一部分突厥人西遷；曾經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統治者，也沒有統一中國。
中原的農業社會和北方的遊牧社會相對立，這造成了他們之間不同生產方式、不同生活方式的對立，形成了不同的風俗習慣和不同的民族心理。幾千年以來的民族衝突正是由此所產生的。然而，處在上升階段的漢族地主階級還是具有比較強大的力量，他們打著民族鬥爭的旗號，還能夠號召廣大漢族人民起來鬥爭，同時，他們所積極捍衛的封建生產方式，也能夠在不同程度上被大多數漢族人民所接受，所以他們才有可能戰勝少數民族的進攻或侵擾。然而自從北宋以後，漢族的地主階級在民族鬥爭中就經常打敗仗，最多隻能維持屈辱的和平，最慘的是南宋與金朝劃淮為界，偏安一隅。這充分說明了漢族的地主階級已經走過了它的興盛發展階段，正一步步走向衰弱和滅亡。蒙古統治者隻憑借十來萬軍隊，最後卻戰勝了擁有上百萬軍隊、幾千萬人口的金朝和南宋，正是因為他們所麵臨的對手是一個已經在走下坡路的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蒙古貴族入主中原之後，也逐
漸變成了封建統治者，繼續走著漢族地主階級腐化沒落的道路，所以最終隻能被農民起義的暴力所推翻。然而，遺憾的是，依靠農民起義力量上台的明朝統治者也沒有足夠的力量阻止封建社會的進一步衰落，最後又被人數不多的滿族所滅亡。蒙古貴族和滿族建立的元朝和清朝，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因為它不僅是少數統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統治，而且是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對人數眾多的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統治，客觀卜增強了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