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歐兩洲之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直接促進了曆史的發展與進步。例如，造紙術和印刷術傳人歐洲，有力地促進了歐洲文化的發展，使歐洲文化從神學手裏不斷解放出來，出現了文藝複興的大好局麵。火藥和火器傳入歐洲後，也令它發揮了在中國所沒有發揮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說：“在 14 世紀初，火藥從阿拉伯人那裏傳人西歐，它使整個作戰進程發生了重大變革，這是每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
並且說：“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進步，也就是經濟的進步。”它對歐洲的資產階級戰勝封建貴族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
貴族的政治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指南針傳人歐洲，極大地促進了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後來才出現了哥倫布等人的遠航，使他們發現了新大陸，這也促使歐洲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代。難怪有的學者這樣說：“成吉思汗這樣的天之驕子的誕生，使世界從沉睡中覺醒，促成了東西文化交流。被《馬可波羅遊記》招致哥倫布探險，美洲大陸被發現，歐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權，後又使美國崛起，日本被美國打敗等等。因此，我把成吉思汗誕生可以認為是改變了世界的方向，形成了今日的世界。”
近幾年以來，世界各個國家的學者和新聞界人士，從“縮小地球”、“溝通歐亞”的角度研究成吉思汗，認為成吉思汗“衝破了亞歐各國的封閉狀態，溝通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確實是一位功不可沒的英雄和偉人。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給世界名人排隊時，常常把成吉思汗列入中國乃至世界 100 位名人前列，有些甚
至列為十大名人之一。成吉思汗還曾被美國的《華盛頓郵報》評為“千年風雲第一人”。
究竟成吉思汗是征服者還是民族英雄？是災禍製造者，還是千年偉人？對同一個人、同一件事的評價，怎麼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是否西方人的對他的評價都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場上看問題呢？或者他們這麼做是不是一種民間遊戲，或者是嘩眾取寵的惡作劇呢？研究了一下美國《華盛頓郵報》提出的評價標準和理由，我們認為還不能得出以上那些結論。首先，他們提出的世界“千年偉人”的一個衡量標準是“依據由誰縮小了地球為原則”，經過民意調查，大部分人集中提到了兩個人，一是成吉思汗，二是哥倫布。經過認真討論和分析，他們認為，雖然成吉思汗殺了很多人，可是他與哥倫布一樣縮小了地球，而在外交方麵卻比哥倫布勝出很多倍。其次，成吉思汗建立了世界上版圖最大的蒙古帝國，東西從太平洋到東歐；南北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比亞曆山大帝國、羅馬帝國、伊斯蘭世界和前蘇聯的地盤還大很多，這衝破了亞歐各國的自我封閉狀態，溝通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第三，《華盛頓郵報》還報道說：他們評選成吉思汗為人類文明史上第二個一千年的頭號風雲人物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從政治、軍事、民族心理上深深地影響了歐洲及世界。”在那一年，他們還同時評選出第二個一千年最重要的發明，就是源自於中國的印刷術。他們指出：將印刷術與成吉思汗“這個人和這件事比較一下非常有趣。成吉思汗從政治、軍事、民族心理上深深地影響了歐洲及世界，印刷術從科學文化、教育手段、思想觀念上深刻地改變了歐洲乃至世界。”“印刷術改變了曆史，同樣，成吉思汗也影響了世界。”第四，他們也提到，後來蒙古人並沒有治理好中國，對歐洲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所以，成吉思汗也並不是一個溫順和藹的人，不是一個思想家與解放者，而是一個殘酷的人。
那麼，為什麼他們卻要選擇這樣一個人作為千年偉人呢？他們認為：“他是拉近世界的最偉大的人。”他們指出：“曆史並不是聖人、天才和解放者的傳說，成吉思汗最完美地將人性的文明與野蠻兩個極端集於一身，至今還沒有找到一位比成吉思汗更加合適的人選。”他們把是否“縮小了地球”、“拉近了世界”當作評價世界風雲人物的主要標準。我們認為，他們考慮問題的這一角度，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由於成吉思汗曾經大批量殺人，而看不到他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由於他曾
經發動了野蠻的征服戰爭，而看不到他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所做的偉大貢獻。這些認識，實際上都是以偏概全，存在片麵性。我們認為，正確地評價成吉思汗的功績，不僅是史學研究的需要，也是國內民族團結的需要，是推動改革開放、振奮民族精神的需要。同時，也是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對於成吉思汗的評價問題，既不能模棱兩可，也不應束之高閣，而是要通過認真研究，盡可能得出一個客觀的、正確的結論。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成功，基本上是軍事征服的結果，是暴力鬥爭取得的勝利，這個結論是不言而喻的。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前後經曆了二十多年時間（1181～1206 年），大戰六次，小戰幾十次。成吉思汗消滅西夏，出兵達六七次之多，時間達二十三年之久（1205～1227 年）；蒙古推翻金國，前後花費時間二十四年（1211～1234 年），經過了成吉思汗攻金時期、木華黎偏師經營、窩闊台集中兵力滅金等幾個階段，這次戰爭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傷亡人員之眾都是十分驚人的；蒙古滅亡南宋，花費時間更長，從 1235 年窩闊台大舉攻宋，中間經過蒙哥三路南征，一直到 1279 年，忽必烈才最後將南宋滅亡，前後時間達四十五年之久，將近半個世紀。而蒙古軍隊消滅西遼、統一吐蕃、大理等，也主要是依靠自己強大的武力，隻有畏兀兒、哈剌魯、林木中百姓等是為擺脫西遼的壓迫或迫於當時的形勢，主動或被迫向蒙古軍投降的。蒙古建立的四大汗國是三次西征的產物，麵積已大大超出了今天中國的版圖。從 1181 年至 1279 年，蒙古經過五代帝王，前後進行了將近百年的戰爭，逐步地建立了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蒙古王國。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就沒有蒙古國，這是一個基本的曆史事實。
但是，這裏有很多問題需要回答，為什麼僅有一百多萬人口、十來萬軍隊的蒙古國，竟然可以戰勝具有幾千萬人口、幾十萬、幾百萬大軍的金國、花剌子模和南宋？為什麼經濟文化落後的小國可以戰勝經濟文化先進的大國？為什麼一個奴隸製的國家可以戰勝封建製的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暴力征服是萬能的呢？可不可以說誰掌握了強大的暴力誰就能為所欲為、任意改變曆史的麵貌呢？暴力征服與經濟文化的發展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呢？分析一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在軍事上取得成功的前因後果，對正確理解這些問題會有一定幫助。
人類社會產生以後，暴力鬥爭也接連不斷，從原始人的拳頭和棍棒，到以後的弓箭和刀槍、戰車和馬匹，直至現代的飛機、坦克、大炮、火箭、原子武器等等，這些都是為暴力鬥爭服務的。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暴力，但是暴力是受經濟製約的，任何暴力都要以一定的經濟發展作為基礎，蒙古族的發展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根據《黑韃事略》記載：“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孽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樸，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為鞍橋，鞔以羊皮，靼亦剜木為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
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有記載：“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
恩格斯也曾說，鐵“是在曆史上起過革命作用的各種原料中最後的和最重要的一種原料……鐵使更大麵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闊的森林地區，成為一種可能；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其堅固和銳利非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其他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由於鐵器的廣泛使用，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無疑對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也起到了一種“革命作用”。蒙古人在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鐵器，各種書的記載不完全相同。依據《史集》記載，在蒙古的祖先生活於東北地區時，他們就已經“找到了一處從前經常在那裏熔鐵的鐵礦產地”，他們找來木柴和煤，使用七十張牛馬皮做成風箱，鼓風助火，使山壁逐漸熔化，“從那裏獲得了無數的鐵”。用它製成鐵器，才得以開辟山林，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活動範圍的擴大。《新五代史》中也說道：契丹之“東北，至鞔劫子（蒙兀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根據這些材料來看，蒙古人居住地區並不是“不產鐵”，蒙古人使用鐵器也不是在金人統治時期或消滅回回之後，而是早在他們西遷以前。在蒙古諸部統一前後，蒙古就已經有了鐵製工具“锛、斧、鋸、鑿等器”；畜產品加工工具已經有刀、剪、針、錐及鐵鍁等；還有鐵鐙、鐵蹄、鐵索、鐵鍋等，而且蒙古人打鐵已經使用“風箱”，有了專門從事打鐵的鐵匠。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也記載有“儉儉州出良鐵”。
對以上材料進行綜合，可以說明，蒙古人在遠古時期處於“草昧”狀態，“百
工之事無一而有”。其馬鞍、馬鐙隻能用木材、羊皮製造，箭鏃也隻能用骨頭磨成。他們當時的生產不會有太大的發展，也不可能有脫離生產的常備軍隊，臨時組成的隊伍也不會有十分強的戰鬥力。在後來，蒙古人發現了鐵礦，或者說是經過與遼、金等國做買賣，得到了大量的鐵，“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到成吉思汗時期，蒙古的鐵製兵器已經有箭鏃、鐵甲、鋼槍、環刀、鐵車等等。正是隨著鐵器的使用，蒙古人才有可能組成一支強大的軍隊，才可能征服周圍比較先進的民族。而征服周圍民族之後，則進一步輸入大量的金屬材料，搜羅大批工匠，利用其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進一步改進工具和武器裝備。這些，對於提高蒙古軍隊的戰鬥力，顯然也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不但武器的改進與生產的發展有直接關係，而且軍隊的產生和發展也與經濟狀況密切相聯。大家知道，在生產力比較低下時，人們不能提供太多的剩餘勞動，所以處於原始共產主義階段的各個部落，雖然彼此之間也不斷有軍事衝突發生，但是那時並沒有脫離生產的常備軍隊。各個部落的成年男子平時從事生產，遇到戰事就臨時組織起來出征打仗。直到奴隸社會之初，蒙古各部還是實行這種平時遊獵，戰時出征的全民皆兵的製度。正因為這樣，身為一個部落軍事首領的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在他為自己的兒子去尋找配偶時，既沒有帶強大的衛隊，也沒有幾個貼身的隨從，導致自己半路上被塔塔兒人毒死。到了成吉思汗時代，雖然這種全民皆兵的製度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但是他的多達萬人的護衛軍卻已經完全變成一支脫離了生產的常備軍，他所擁有的千戶軍雖然沒有完全脫離生產，但在連年不斷的戰爭中，從事遊獵的時間也逐漸少，後來逐步變成了一支常備軍。
這充分說明蒙古社會的生產力已經大大提高，社會產品已經比較豐富，完全有可能養活一支脫離生產的強大的軍隊了。所以可以說，正是在蒙古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蒙古的軍事力量才逐步發展壯大起來。它說明了暴力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因此也絕不會是萬能的，它的產生與發展都受到經濟條件的製約。任何暴力都要以一定的經濟發展作為基礎，這一點對於強大的蒙古族也是適用的。
蒙古族經濟的發展、軍事力量的強大，鐵器的使用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蒙古周圍的其他民族早在幾百年、上千年前已經使用了鐵器，他們的軍事力量反而不如蒙古，為什麼呢？這需要從多個方麵來分析其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馬匹。鐵在生產史上起過革命性的作用，馬匹對生產力的發展無疑也起到了重要作
用，也可以說，對軍事力量的發展起到了一種革命的作用。火藥在被應用於戰爭之前，特別是熱武器產生以前，馬匹就被用於戰爭，特別是騎兵代替步兵和車隊，這在軍事發展史上也有一個劃時代的意義。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以步兵和馬拉的戰車相混合的軍隊就已經取代了單純的步兵，而且與匈奴為鄰的趙武靈王，甚至放棄車隊，去學習遊牧民族的胡服騎射，開始重視培養騎兵部隊。匈奴冒頓單於的四十萬騎兵，曾經將戰勝了楚霸王的劉邦包圍在白登山上，麵臨著匈奴的騎兵優勢，劉邦被迫獻女求和。經過幾代的持續發展，直到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主要依靠強大的騎兵部隊，才戰勝了匈奴。然而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原政權，為了裝備一支強大的騎兵，不知道花費了多大的代價，最後漢武帝也被搞得財政危機，臨死之前不得不下了一道遺詔，表示要停止戰爭，注重生產的發展。所以，盡管以後的中原王朝還有騎兵部隊，但基本上還是以步兵為主。而北方的遊牧民族卻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騎兵不斷發展壯大，並在與中原王朝的鬥爭中發揮了騎兵的優勢。
就像日本學者村北在《征服王朝》一文中說過：“采用這種機動的編成法的遊牧民騎兵團，對於農耕民所編成的遲鈍的戰車集團，更能臨機應變，順應當時戰況，巧妙地應用，重複地將分散、集結輪換使用，令敵人眼花繚亂，使不夠熟悉騎兵戰法的敵人兵團在瞬息之間被打散，一齊遭到射擊而潰滅；但如果形勢不利的時候，則迅速地將大部隊分解，煙消雲散。”因為蒙古民族是遊牧民族，馬匹既是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是交通和作戰的必備工具。“故無步卒，悉是騎兵”，起兵數十萬，“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而且重要的是蒙古的戰馬受到過良好的訓練，“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從而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蒙古的騎兵對於各國的步兵而言，在當時應該是一支“現代化的部隊”，它的威力不亞於現代化戰爭中的裝甲兵和坦克。根據《黑韃事略》
中的記載：“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眾；千騎分張，可盈百裏。摧堅陷陣，全藉前鋒。”“敵分立分，敵合立合。故其馳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散星陣。其合而分視馬棰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為號，自邇而遠，俄頃千裏。其夜聚則望燎煙而知其所戰。”“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機。”“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
力竭，擊以精銳；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詭以輜重，故擲黃白。敵或謂是誠敗，逐北不至，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喜敗而巧計取勝，則在於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逸；其敗則四散進走，追之不及。”
我們從以上記載能夠看出，蒙古的騎兵有很大的優越性：一是擅長野戰，也就是運動戰，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二是有利於集中優勢兵力；三是機動性強，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能夠及時捕捉戰機；四是有利於殲滅戰，敵人往往跑得慢，“不容逋逸”；五是在不利條件下能隨機應變，“去如電逝”，“追之不及”。以上幾個特點，概括了蒙古騎兵的基本作戰方式，他們最擅長的是野戰，也就是運動戰，包括能夠快速殲滅敵人、快速撤退的閃電戰。法國學者米謝爾·黃說：作為一位軍事家，成吉思汗“在戰術上 13 世紀就用了閃電戰”。蒙古兵學專家達林太先生曾經總結過蒙古軍隊的突出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使蒙古全軍騎兵化，組建了舉世無敵的強大騎兵，充分發揮了蒙古騎兵類似坦克部隊那樣的強大衝擊威力和類似機械化部隊那樣的快速機動能力。”
在談到成吉思汗時，馬克思、恩格斯曾說：“戰爭的奧妙就在於集中兵力”，“成吉思汗所以是常勝將軍，他的秘訣在於集中。”“正如商業上說的，時間就和金錢一樣，在戰爭中時間就是軍隊”，“時間就是勝利”。成吉思汗所進行的閃電戰，其中的關鍵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和最充分地利用時間。這種騎兵團的作戰特點確實“有古法之所未言者”，是步兵和車隊所不具備的，所以在對農業民族的作戰中，蒙古騎兵具備極大的優勢。難怪金哀宗曾經發出如下的哀歎：“蒙古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這是金哀宗的切身體會，他雖然回避了人和戰略、策略的作用，但是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孫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是強大的騎兵和先進的武器裝備。
武器和馬匹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從事戰爭的人，也就是雙方的兵士和將領，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蒙韃備錄》中說：“韃人生長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黑韃事略》中也說：“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眾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所以《多桑蒙古史》
說蒙古人是“生而為戰士者”。這種旦旦逐獵、年年遊牧的生活狀況，既增強了蒙古人強壯的體質，又磨煉了他們堅強的意誌，同時也培養了他們高超的騎射技
術。在這方麵，以耕桑為主的農業民族無法與他們相比，以手工業、商業為主的城市居民無法與他們相比，各國封建統治者臨時召集的未經訓練的軍隊，以及那些紈絝子弟、烏合之眾更無法與他們相比。
騎兵是蒙古軍隊的基礎，就是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和鮮血為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戰績。與此同時，因為蒙古人習慣於遊牧生活，在作戰期間，也“隻是飲馬以塞饑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所以蒙古軍隊“出入隻飲馬乳，或宰羊為糧”。隻要有牧場能為馬匹和畜群供應水草，蒙古軍隊就可以自給自足。即使一時缺乏馬乳、羊肉，他們還可以以射獵作為補充。正如《蒙韃備錄》所說：“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後來雖然也需要一些糧食，但也不用自備，而是“才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於敵’是也”。這就是說：蒙古軍隊的生活來源主要靠馬匹和畜群，或從前線得到補充，靠“因糧於敵”，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蒙古軍隊作戰時的困難，增強了部隊的機動性，所以蒙古軍隊的進軍速度往往是十分驚人的，一天能進軍數百裏乃至上千裏，有如電閃雷擊，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蒙古軍隊作戰的優勢。正達林太先生所說：蒙古騎兵的另一個特點是出色地解決了軍隊的給養問題，出征時，“隻是牛羊隨行，不用運餉”，從而改變了漢族軍隊“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傳統，“把蒙古軍建成了冷兵器條件下的不受後勤供應約束的強大的機械化軍隊。”
蒙古人的風俗習慣也十分有利於蒙古軍隊戰鬥力的增強。乃蠻部太陽汗說：
“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剌嗬，不轉睛，腮上剌嗬不躲避。”《黑韃事略》也說：
蒙古人“俗以任事為當然，而不敢以為功，其相與告誡每曰：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解（不好）。”“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偽。”“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鬥事。”“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蒙古戰士英勇無畏，以吃苦為榮，不怕饑寒艱苦，火裏敢衝，水裏敢闖，不敢進行私鬥，也就是怯於私鬥，勇於公戰，為人淳樸認真，甚至不敢說一句謊話，有這樣的基礎，部隊建立了嚴格的紀律，“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這樣一支軍隊，是由蒙古族特有的民族精神維係的軍隊，作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它與後來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某些類似之處，自然而然的，這種軍隊的戰鬥力是非常強大的。
蒙古軍隊作戰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動力是掠奪。蒙古戰士之所以舍生忘死去進行征戰，並不僅僅是受成吉思汗驅使，為他賣命，同時也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黑韃事略》說：“其國平時無賞，惟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紵絲緞。
陷城則縱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蒙韃備錄》則說：“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而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為成吉思汗皇帝獻，餘物則裱敷有差，宰相等在於朔漠不臨戎者有其數焉。”通過掠奪，大大激發了蒙古戰士的積極性，所以他們才樂於跟隨成吉思汗等到千裏之外去進行戰爭。成吉思汗曾經問他手下的將領：“人生何者最樂？”
有的回答說：春天出獵最樂。成吉思汗說：“不然，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
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麵，乘其馬，納其妻女也。”儒家常常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處在“以征服戰爭為職業”這一曆史階段的成吉思汗君臣，不但沒有什麼“惻隱之心”，反而以別人的痛苦和犧牲當作自己“最大之樂”。他們不僅通過戰爭掠奪其他民族的財物和馬匹牛羊，而且也掠奪其他民族的婦女做自己的妻妾。成吉思汗明確規定，各級將領都可以在戰爭中搶奪戰敗者的妻女，他自己更是任意掠奪，所娶妻妾近五百人（見多桑《蒙古史》）。正是因為這種“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俗”，促使成吉思汗的部隊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在這裏，沒有儒家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而恰恰相反，是發展人欲，毀滅了儒家的所謂“天理”。然而這在成吉思汗看來，滿足廣大將士的物質需要才是最高的天理，所以他說：“我願其口饜肥甘，身饜文繡，居得華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內荊棘不生，此我之素誌也。”鼓勵將士追求更多的物質利益，千方百計地滿足他們的各種需要，這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在戰爭中取得成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曾經有人說，孫武是曆史上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成吉思汗則是曆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實踐家。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事實上的常勝將軍，還因為他在兵製、兵種、兵器乃至兵法戰策等各個方麵都有不少自己的發明創造，在這些方麵也“有古法所未言者”。
1.兵製：在這方麵，成吉思汗創建了十進位的千戶製，他打破了原來氏族部落的界限，組建有 95 個千戶軍和由大汗直接指揮的中軍萬戶——怯薛軍。從兵民關係來看，他推行的是兵民一體、壯者皆兵的製度，“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
下，無眾寡，盡簽為兵”。這其實是一種全民族總動員的整體戰。就像一位美國學者所說：“他是第一個專為發動戰爭而將一個民族組織起來的人。大約在 750年前，他提出了‘總體戰’這一現代戰爭的概念。”從軍政關係、平戰關係來看，這是一種軍事、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製度，是蒙古國統治體製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它既是一種層層隸屬的軍事組織，又是蒙古各地的行政組織和經濟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