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是華裔美籍學者餘英時對胡適一生的客觀概括。而在筆者看來，譽也，謗也，皆因胡適在文學革命時的理論作為。
在比較全麵地閱讀了胡適的文章後，筆者相信，胡適在變革傳統文學觀念過程中所留下的許多言談，即使其中不無偏頗，也絕無可能成為“一度諦聽的飄逝之音”。
胡適等新文學發起者在倡導文學革命時，是做好了持久作戰的心理準備的。盡管他們對白話文和新文學抱著必勝的信念，但在衡量了新舊文學的力量對比後，都一致認為，廢文言用白話“非一蹴可幾”，“預料做三五十年的長期奮鬥”。作為其對立麵的林紓、嚴複等人則視文學革命言論“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不屑與之應戰。
令對立雙方都始料不及的是，文學革命竟速戰速決了！而且“一切的變化……這麼徹底”，從文學的體式、語言，到文學的觀念、情趣，雖有著對傳統文學的繼承、借鑒，但與以往的中國文學已不再相似！
由此，便引出了一個曆經大半個世紀仍令人興味不減的話題：根深蒂固的舊文學為何如此輕易地讓位於以白話文為標誌的新文學？文學革命為何經過短短幾年便大戰告捷？胡適等人手中到底有什麼秘密武器？
一、通變觀——文學革命速勝的重要“武器”
對文學革命何以能速勝的問題，曾經有過多種答案，其中，“政體變革影響說”、“外來影響說”和“‘五四’運動影響說”是有代表性的幾種。
朱光潛先生力主“政體變革影響說”。他認為，辛亥革命後，結束了“二千餘年來中國文學在大體上是宮廷文學”的曆史狀況，文學不再是讀書人“取祿獲寵”的工具，“讀者群變了”，服務對象從皇帝高官變為平民大眾，其內容、形式、技巧乃至語言也要跟著發生轉變。
魯迅先生則認為，新文學的誕生，“一方麵是由於社會的要求，一方麵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
在以上成果的基礎上，香港學者司馬長風先生還提出了“‘五四’運動影響說”。他認為對於文學革命的速勝來說，“‘五四’運動是一個意外的因素，它給予文學革命的助力超乎當事者的想象”。因為在“五四”運動“全國‘大響應’過程中，白話文成了傳播主張、鼓動群眾的利器”，“一年之內出現了四百多份白話報刊，而原來僅有三份白話雜誌”，“白話文已經事實上被全國大多數人所接受和使用了，政府不能不跟著不可抗的大勢走，文學革命到一九二零年一月已宣告勝利”。據此，他作了結論：“如果沒有‘五四’運動，這一切的變化起碼要在十年以後發生，即使發生，也不可能這麼徹底。”
筆者認為，文學革命之所以能夠速勝，還有著更為重要的內在原因——通變觀的倡導及其對國人的征服。換言之，胡適、陳獨秀等先驅在“五四”時期所大力倡導的“通變”的文學史觀才是文學革命能夠速勝的最重要的“秘密武器”。胡適對於這一點一直都直言不諱：
在那破壞方麵，我們當時采用的作戰方法是“曆史進化的文學史觀”……
我們要用這個曆史的文學觀來做打倒古文學的武器，所以屢次指出古今文學變遷的趨勢……
曆史也正是這樣疾步走過來的。1917年1月，當文學革命的大旗尚未高舉時，胡適便在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中亮出了他深思熟慮的“文學通變論”：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
同年5月，胡適又作《曆史的文學觀念論》。這時的胡適，雖然連“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為何物”還自覺茫然，但他仍堅持用通變的觀點來“縱觀古今文學變遷的趨勢”，一落筆便開宗明義道：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並注重“曆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
到1918年9月，文學革命的藍圖已逐漸明晰，新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已相繼問世，胡適又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中重申己見：
文學乃是人類生活狀態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隨時代變遷，故文學也隨時代變遷，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的文學，漢魏有漢魏的文學，唐有唐的文學，宋有宋的文學，元有元的文學。
1922年和1935年，胡適先後應邀為《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冊》和《中國新文學大係》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和《建設理論集·導言》時，新文學已站穩腳跟並趨向繁榮，他仍花大篇幅鄭重其事地再次闡述這一主張，隻是這時已帶有往事回首和經驗總結的意味。
今天，我們再一次回首當年會發現，胡適所實施的實際上是一種“觀念先行”的策略。其付諸行動前，先曉示文學通變之必然性，而後每當文學革命推進一步，都以通變的觀念作為破除阻力、掃除障礙的秘密武器，從而令文學革命“以奔湧之勢澎湃起來”，又以不可遏製之勢迅速獲勝。
道理是淺而易見的。且不說傳統文學根深蒂固、源遠流長，單隻說“清末民初的文壇，桐城派和文選派有很大的勢力”。雖說19世紀末以來，經過晚清文學改良運動和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西方文學已大量引進，外來的對比物不僅令人們大開眼界，也令人們開始反思舊文學的缺點；封建帝製的崩潰更令舊有的文化無所附麗，風光不再。但除了極少數先知者外，一般的中國文人對舊文學的認識並無明顯的改變，仍然篤信舊文學為“宇宙古今之至美”，篤信中國舊文學的各種體式“不但楹聯，如賦如頌如箴如銘，皆中國國粹之美者”，篤信“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就連一些作為新生事物表征的新式學堂如北京大學，也先是為桐城派所把持，後又成為“樸學和文選兩派的天下”。這種狀況甚至在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後也依然如舊，一直持續到文學革命發生前夕，“直到1917年……才有所改變”。由此可見，單純的外來影響並不能促成文學革命的速勝。如果僅僅是時代的需求及外來的影響便能在短時間內促成文學的巨大變革，那麼，早在1917年之前便應該完成新舊文學的轉折，而不至於持續到1917年文學革命發生以後。曆史已經充分證明，僅僅有外來影響等客觀因素還遠遠不夠，更為重要的是從主觀的思想觀念入手，讓“勢不得不革新文學”的思想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