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情勢下，胡適所倡導的“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的通變觀以及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對舊文學的審視和對舊文學弊端的發現，從思想觀念上打破了人們對傳統文學的盲目迷信，也為人們批評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提供了極其有力的理論依據。在變革初期，這種通變觀令國人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清楚地看到舊文學所固有的種種弊端，諸如體式古舊落後、語言晦澀難懂，情趣貴族化以及對小說盲目鄙薄等，從而“覺得中國文學有變革的必要”。當文學革命不斷深入，它還一次又一次成為先驅者們大膽嚐試探索的巨大動力，一次又一次發揮了衝破思想阻力的作用，使先驅者們在短短的幾年裏便所向披靡，捷報頻傳，並迅速促成了中國文學的新舊轉折。對此，胡適自己也認為：
曆史進化的文學觀用白話正統代替了古文正統，就使“宇宙古今之至美”，從那七層寶座上倒栽下來……這是我們的“哥白尼革命”。
應該說，胡適的自述是符合史實的。
二、胡適對傳統通變觀的借鑒與發展
當然，胡適所提出的並不是一個嶄新的命題。就近來說，王國維先生就曾提出過“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最早者，則有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的“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變則其久，通則不乏”的通變觀和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提出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見解。後來，公安袁氏三兄弟不滿明朝以來的複古思潮而力倡“時變說”。清代詩人袁枚在標舉“性靈”的同時也提出了“當變而變”的主張。也就是說，通變觀一直是我們民族文學批評史上的主潮理論和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念，胡適的通變理論就取自這一傳統。這一點，無論從理論的表述還是資料的接觸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古人雲：“世道既變，文亦因之。”胡適曰：“文學者，隨時代變遷者也。”古人主張：“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胡適則認為：“決不可謂古人的文學皆勝於今人也”；“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古人有言：“文章之道，必師古人，而不可襲乎古人。”胡適則強調：“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至於胡適的“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與清時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勝”和近代王國維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在表述上就更如出一轍了。難怪周作人在論述新文學源流談到公安派時說，晚明三袁的主張“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
從現有資料看，胡適對曆史通變理論是非常熟悉的。胡適自己曾自述：“很愛讀《隨園集》中討論詩的變遷的文章。”他還說：“這種思想固然是達爾文以來進化論的影響，但中國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張文學隨時代變遷的。最早倡此說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弟兄……清朝乾隆時代的詩人袁枚、趙翼也都有這種見解”，“古人如袁枚、焦循多有懂得此理的”。他還曾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中向讀者推薦王國維新著《宋元戲曲史》一書。而眾所周知，王氏正是在此著中引用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勝”一言作為分析元劇藝術的理論根據，並據此得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精彩結論。
由此我們可以推論，胡適的“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等文學革命主張，主要來自古人的啟迪。除了進化論的影響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古人通變思想的認同，從袁枚、焦循、王國維等前輩的通變理論中借鑒並演變過來的。
然而，胡適畢竟已是現代的胡適，胡適借鑒傳統並不是為了固守傳統，而是將之用於變革傳統，因而胡適的通變觀與古人相比，甚至與近代也曾受過進化論影響的王國維相比，其理論的出發點及內涵已經不同。
一般來說，古人的通變觀大致包含三方麵的內容：一是文因世變，二是反對襲古，三是代有所勝。在這幾方麵，胡適與古人的見解似乎非常接近：古人講文因世變，胡適主張“文學隨時代變遷”；古人反對襲古，胡適提出“不模仿古人”；古人講代有所勝，胡適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但實際內涵已經不同。
從劉勰、三袁到焦循、王國維，其通變觀除了闡釋文因世變、反對複古等基本思想外，更主要的是集中在第三方麵：代有所勝，即強調藝術本體在不同的朝代應有不同的發展變化及其不同的體貌特色。王國維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文、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此所謂一代文學”，正是這種觀點的代表性理論。至於“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以及更早的蕭子顯的“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其所謂“勝”，其所謂“雄”，也同樣是指不同的文體特色。可以說，這是一種以順應藝術發展的自然趨勢，承認其自然進化規律為主的關於個別文體的變遷觀。這種變遷觀因其揭示了文學“舍舊謀新，另辟蹊徑”的創新特質而有符合藝術規律的一麵，但這種變遷觀卻是以不觸動傳統文學的整體正統地位為前提的。即使有時出現過某些有意的變革，如韓柳的古文運動，公安派的反複古運動以及近代的文學改良運動等，也至多是局部的觸動或者是表示了小小的懷疑而已。在中國文學已明顯地落後於世界文學的20世紀初期，這種力主自然進化的局部的變遷觀，顯然力度過小，根本無法適應時代的需求。
胡適所持的已是一種自覺革命的整體變遷觀。他在文學革命伊始發表“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的主張時，雖不否定“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但其對“文學”這一綜合性名詞的反複使用而不用賦、詩、詞、曲等文體概念，其整體變革文學的意圖已清晰可見。到文學革命的浪潮鼓蕩起來後，他更“特別指出：單靠‘自然趨勢’是不夠打倒死文學的權威的，必須還有一種自覺的、有意的主張，方才能夠做到文學革命的效果”。謂“死文學”的確過激，但我們不難體會到胡適整體變革舊文學的立意和信念。也正是在這自覺革命與自然進化、整體變革與局部改良的對比中，分明劃出了胡適通變觀與曆史通變理論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