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我左邊牙疼，右邊臉腫，鼓得像個透明的白饅頭。我把那些剛出鍋的饅頭擺放進籠屜裏，燙得我直甩手。這是我唯一能幹的事，牙疼得我一點力氣都使不出來。我媽說，那你就把饅頭收拾出來。她和我爸去南大街碼磚，五車磚卸在那裏，我們家要在南街上建新房子。收拾好饅頭天暗下來，花街的天黑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早，這我早就知道。大喇叭裏經常說，某某地方太陽正好，這種時候，花街的天已經黑了。我把饅頭收拾好，香氣起伏，白白胖胖，我抱著腮幫子想象幾隻比針還細的小蟲子在我牙裏亂鑽。醫生說，牙疼是因為生了蟲子。蟲子像針一樣往牙裏鑽。
叔叔在門外抽了兩下鼻子，說：“嗯，香。我聞到了。”我還沒來得及把饅頭蓋上他就進來了。他裝模作樣地把鼻子朝房梁上伸，青磚灰瓦，青苔爬滿白牆，這是瘦小的老房子，我爺爺的爺爺留下來的，我猜有幾百年了。叔叔說，“你猜我吃不吃你們家饅頭？”
“不吃。”我用籠布把饅頭蓋上。
“你猜錯了，”叔叔說，拉開籠布，抓個饅頭就往嘴裏塞。“我吃。辣椒呢？”人已經往碗櫥那裏走了。他知道辣椒還在上次他放的地方。那碗辣椒也是他自己調的。一碗幹辣椒麵，一大勺滾沸的油澆上去，嗆死人的香，然後是醬油、味精、芝麻麵。叔叔說，我看皇帝他媽媽的也吃不上這樣好的菜。我們一家都不能吃辣。他把辣椒抹在饅頭上吃。吃得窮凶極惡。
“你知道饅頭像什麼？”他問我。我指指自己的臉。叔叔就笑了，“像女人，”他伸手要去拿第二個饅頭，“說了你也不懂。個小東西。”我立馬將籠布捂住。他以為自己什麼都懂。叔叔吧嗒一下嘴說，“小氣鬼。”從懷裏摸出一張小唱片來。紅色，紋路清晰，比他過去給我的舊唱片要小巧。我鬆開手，把唱片翻過來掉過去地看。
這不是我最想要的唱片。我想要那張藍色的，比這個厚實，比天還要藍。
三個月前我就開始要那張藍唱片。他不答應，要等壞了再給我。所有好唱片都是公家的財產。我叔叔在大隊部做廣播員，主要任務是向花街、東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播送通知，傳達上麵的精神，召集領導到大隊部開會，提前告訴我們今天晚上放什麼電影，還有就是早晚定點廣播中央新聞，然後在大家都清閑的時候播放音樂。就是放歌給我們聽。《紅太陽》。《我的中國心》。《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海啊，故鄉》。《牡丹之歌》。還有《軍港之夜》和《牧羊曲》。這些歌都在唱片上，在一圈圈細密的紋路裏。唱針在紋路裏轉圈，蔣大為和朱明瑛他們就開始唱歌。他們的嗓子很好。如果他們唱不了了，那就說明唱片壞了，叔叔就可以把壞唱片送給我了。我希望他們都唱不了了。
“等壞了再說，”叔叔說。
我把小拇指插進唱片中央的小孔裏，轉動唱片，另一隻手的食指落在上麵當唱針。一點聲音都沒有。他們都唱不了，這很好，唱片是我的了。誰都沒聽過的聲音從我心底裏泛上來，落到唱片上。開始唱歌，我叔叔聽不見。像我的牙疼他看不見。那張藍的，等壞了再說。
“你也吃，”叔叔把第四個饅頭掰一半給我。我抱著唱片倒一碗熱水，煊軟的饅頭蘸上水，我的病牙無法接受比這更硬的食物。“一會兒我給你放首歌，你從來沒聽過的。”叔叔抹抹嘴就去廣播室了。播送中央新聞之前都要放上十幾分鍾的歌。
這一年我叔叔二十歲，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在大隊部當播音員。街上的人都斜著眼說這活兒好啊，屁事沒有，不就掐著點兒摁摁幾個鈕、說幾句話嘛，舒服得腳能抽筋。我叔叔饅頭夠了，辣椒也到位了，覺得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一路和臨街的人家打招呼，天徹底黑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