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叔叔當然不可能去幫我爸媽碼磚，他和七萬還有那幫二流子湊了錢，在鐵皮屋裏豐盛地款待了城裏人。他們以最快的速度打掃好鐵皮屋，讓二流子們分頭去召集熟人，新聞一播完就開始學跳舞。霹靂舞。太空霹靂舞。一點沒錯，就是這名字。他們從遙遠的北京來，是一對喜歡漫遊的年輕人。一輛摩托車，兩個人，要走遍大江南北。
我爸媽對叔叔無可奈何，“陪客人”是最好的理由。他們繼續從鄰居家扯出一根電線，在十五之光的電燈底下碼磚。蓋三間屋和一個院子竟然要那麼多的磚。病牙讓我無所事事，我去鐵皮屋隻是為了看那兩個城裏人。人那叫一個多，為了擠進去我差點把腫脹的腮幫子擠破。大部分人和我一樣，是衝著兩個洋氣的陌生人來的。當然他們倆的舞跳得也好，即使你一點看不懂你也能看出來他們跳得非常好。他們在用白粉筆畫定的一個圈子裏跳。這叫“滑步”。這叫“擦玻璃”。這叫“登山步”。這叫“拽鋼絲”。這曲子叫《荷東》。《荷東》知道嗎？就是《荷李活東方明星舞會》。“荷李活”知道嗎？就是好萊塢。這曲子叫《猛士》。這是迪斯科。我叔叔他們一個勁兒地點頭。他們既懂又不懂。在這個偏遠的花街，一切都可以知道，一切也都可以不知道。
一幫二流子算是開了眼了。我叔叔學得最好。他對馬尾巴男人崇拜不已，連對方的長頭發也喜歡。教到最後，馬尾巴累出了一身汗，為了涼快他把頭發散開。濃黑的頭發披在肩膀上，從後麵看反正不像男人。那女的也累得夠嗆，一晚上喝了六瓶汽水。出汗的樣子也很好看。
他們說：“要聽最好的音樂。原聲的。《荷東》，《猛士》。聽過那首《巴比倫河》嗎？”
我叔叔和二流子們跟著說：“嗯，聽原聲的。”
那天晚上他們住在叔叔的廣播室裏。夜裏弄出了一點動靜。馬尾巴把麥克風和擴音器打開了，見到這兩樣東西他就想唱兩句，真的就唱了。半夜三更四條街都睡了，馬尾巴唱了一首《流浪之歌》。夜半歌聲在花街就相當於地震，等大家從睡夢裏清醒過來，大喇叭又關掉了。一家人隻好狐疑地看著對方，不知道是不是在夢裏聽見了稀奇古怪的歌。
第二天黎明，早起的大隊部領導敲響廣播室的門，半天才出來一個隻穿內褲的人，一身精幹的白肉，眼睛還沒睜開，披散一頭長發，我們領導嚇得踩了煤球似的跳起來，沒分出男女。這時候從床上傳來女人的聲音：“誰呀？”接著就有一個女人從被窩裏支起身，上半身也是光的。領導轉身就跑，到了大隊部門口才停下來，點上煙想，媽的，見了鬼了，哪來的女人，那是陳平麼？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我叔叔跟領導解釋了不下八次，那就是兩個客人，過路的朋友。領導臉一撂，過路的神仙也不行。知道這是啥地方麼？大隊部的喉舌，他媽的重地。以後，外人一根腳趾頭都不許杵進來。叔叔頭都快點暈了，是，是，是是。答應完了，還是讓我進來了。我不是外人。叔叔送走了兩個北京人，一直琢磨到哪裏搞兩盤原聲的《荷東》和《猛士》。人家說了，要聽原聲的。他想去趟市裏，就屁顛屁顛地跑到我家，見到我爸媽熱情洋溢地說：“哥，嫂，忙哪。”我們正在吃晚飯，爸媽裝作沒看見。叔叔就對我堆出一臉的笑，“你猜我吃不吃你家的飯？”
我說：“吃。”
“你猜對了，”叔叔說，徑直去碗櫥裏拿他的碗筷和辣椒。盛好飯坐下，他小聲對我說，“得請你幫個忙。”
播新聞、放音樂的事我懂，不就幾個按鈕麼，早學會了。第二天一早正播新聞，叔叔把我帶到廣播室，擴音器上貼一張紙條，提醒我哪個點兒放音樂，哪個點兒播晚新聞。他擔心晚上不能及時趕回來。臨走時特地囑咐，千萬別放那盤打閃的磁帶。那天叔叔騎一輛五成新的永久牌載重自行車去市裏，一路狂奔，當天打來回，兩百五十裏路。晚新聞之前五分鍾回到廣播室，我正在播放那張藍唱片。整整一天都讓它轉來轉去。這是得到它的唯一辦法，我得讓它盡快轉壞掉。四條街上的人聽了一天藍色的音樂。
“快，準備新聞，”叔叔風塵仆仆地說，扔下包就開始解褲子。“疼死我了。”他把內褲的兩個角拉上去，因為長時間騎車，大腿根磨出了血。
我去翻他的包。一般來說，叔叔出去總會給我帶回點好東西。兩本小人書，《少林寺》，我喜歡覺遠和牧羊姑娘白無瑕。三盤磁帶，我掂了掂，有點重。
“真他媽好聽，”叔叔說，“我借店裏的機子聽了整整一個鍾頭。要不早到家了。”
叔叔硬拉著我跟他一起聽新買的磁帶。的確是個好東西，和那摩托車上聲音一樣，甚至更好，從一個幹淨的夏天中午裏傳過來的。叔叔跟著扭起來，有點樣子了。